今天在中国宣传动物保护，常会有人说，这些观念是西方舶来品，与我们的文化无关。其实，不仅我们中国本土的儒家、道家都有非常丰富深刻的动物保护理念和实践，而且中国古人在接受外来的佛教护生观念时也非常开放，这些经验值得我们今人好好学习和研究。
　　与世界上其他主要宗教不同，佛教慈悲救度的对象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人类，而是包括动物在内的各种生命形式。在释迦牟尼佛为太子时，一次他在树下见农夫犁土，掘出蚯蚓，鸟儿飞来啄食，引起他对众生互相残杀，弱肉强食的悲思。印度吠多派崇拜梵天，每年都会以大批牲畜宰杀祭祀，释迦牟尼坚决反对这一恶劣传统。
　　佛教主张六道轮回，即在没有解脱之前，生命在天、人、阿修罗、畜生、地狱、饿鬼六道中轮回，依据自身的行为业力获得来世相应的果报。不同的众生由于修行的高低而有差别，但由于生命本质是平等的，不同的众生之间能够相互转化。在转世再生的信仰基础上，因果轮回使得所有生命都具有了“血缘关系”，也使得动物在内的其他生命不仅与人有着平等的地位，而且还有密不可分的亲属关系。
　　佛教注重慈悲，因此保护动物是题中应有之义。佛教经典再三劝导信众应该保护动物，不得伤害动物。如《佛说阿难四事经》曰：“当以慈心育养幼孙，见禽兽虫蛾……当常念，随其所食，令时酥息，莫得如杖伤绝其命。”
　　从某种角度上讲，佛教中最高的善就是保护生命，最严重的罪恶就是杀害生命。《大智度论》中明确表示：“诸余罪中，杀业最重，诸功德中，放生第一。”《地藏十轮经》说：“设使能戒诸杀生，诸众恭敬成无上，恒时无病延寿命，安乐畅适无损害，一切生生世世处，深信如来之行境，现见佛法及僧众，速得无上菩提果。”
　　作为佛教徒最基本戒律的五戒中，第一条就是“不杀生”。其规定是不可以杀害一切有情识的生命，包括所有的动物，而且要做到“不自杀、不教他杀，不见杀随喜”，就是说不仅自己不能去杀害动物，而且不能教唆、命令、劝诱他人杀害动物，甚至连见到他人杀害动物在心里表示赞同欢喜都是有罪的。可见，佛教对于杀戮动物是全面禁止的。
　　佛教徒不杀害生命，对一切生命平等相待的精神，甚至推广到了我们通常恨不得斩尽杀绝的所谓猛兽和害虫上。在佛教经典中，不仅有佛陀割肉贸鸽的故事，也有舍身饲虎的故事，而且在中国古代，也不乏以慈悲心降伏猛兽，甚至让其为高僧服劳的佳话。如台湾高僧广钦老和尚年轻时，于1930年代在泉州城北清源山，觅得半山岩壁石洞为安身之处。据传广钦法师在深山洞中坐禅念佛，米尽粮绝，即以树薯、野果充饥，山中多猴虎，久之，人兽相处了无畏惧，遂有猿猴献果、猛虎皈依之事，“伏虎师”之雅号乃不径而走。人与动物和平相处，不仅是佛教的理想，而且在许多高僧那里也得到了部分的实现。
　　除了消极的不杀生之外，众生平等的思想在佛教历史上还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更加积极的实践方式，集中体现为素食、放生行为。放生是用钱买来被捕的飞禽走兽鱼鳖等，将其放归森林、旷野或者湖泊，使其重获自由。《杂宝藏经》记载，有一个沙弥原本七日之内就会寿终，但由于救活了即将被淹死的无数蚂蚁，沙弥延寿免难，最终得以长命终老。
　　放生让佛教徒的保护动物行为，从消极地不伤害生命变成积极地拯救生命。在佛教中放生被认为是积累功德，消除罪业最为有效、迅速的手段，因此广大佛教徒以很高的宗教热情投身这种活动中去。
　　《梵网经菩萨戒本》说“是菩萨应起常住慈悲心、孝顺心，方便救护一切众生”，又说：“以慈心故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放生。若见世人杀畜生时，应放使救护解其苦难”。
　　受到佛教的影响，中国文人也常常通过诗文来劝导世人爱护动物。如白居易就曾动情地写到：“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苏东坡劝描绘了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动人画面：“钩帘归乳燕，穴牖出痴蝇，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佛教徒、普通民众乃至中国历朝皇帝也开始放生。所据记载，始自梁元帝时代就开始设置放生亭，隋唐以至明清，设放生池、放生会的习俗就更为流行。后世凡朝廷举行祭祀大典，或逢皇族诞辰，或天象告警，下诏罪己，或久旱祷雨，都要下令严禁宰杀，甚至大赦天下囚徒，以示皇上的宽大仁爱的胸怀。可见，由于佛教的长期宣传，戒杀放生已经不仅仅是佛教徒的宗教行为，而且在国家的制度政策层面上也得到了落实。
　　佛教诞生于印度之初，主要流行的是小乘佛教，虽然也严禁杀生，但是尚未完全禁绝肉食，只是规定僧人和信众只可吃所谓“三净肉”。即所谓“眼不见杀”，就是没有自己亲眼看见吃动物被杀害：“耳不闻杀”，就是没有亲耳听见动物被杀害：“不疑杀”，就是不怀疑动物为了我而被杀。“三净肉”规定的本质是，只允许僧人和信众可以食用已经死亡动物的肉，禁止他们因为肉食而杀害动物。
　　而大乘佛教经典都明确指出一切众生肉都不可食用，因为食肉不利慈悲心的发起。如《梵网经》云：“若佛子一切肉不得食，食肉断大慈悲佛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
　　由于深受佛教慈悲护生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许多佛教徒甚至不少非佛教徒都在不同程度上践行了不杀生，放生、素食的理念，在动物保护的实践上远远地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今天，在中国动物保护意识逐渐兴起，然而动物遭受严重虐待的局面却依然十分严重，动物保护的宣传还受到许多人怀疑，动物保护立法一时不能实现。在此情况下，多多了解和介绍中国古人是如何接受来自印度的佛教慈悲护生理念，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今天中国动保志愿者和动保NGO与佛教徒是救助动物两支最重要的力量，但是很可惜他们之间合作却不多。原因是佛教徒救助生命的最重要的形式——放生，今天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反而变成了动物迫害的市场拉动，有可能走向慈悲护生的反面。对此，佛子们需要回归到放生的真正意义所在：救护生命。随顺今天的具体因缘，真正回到佛教慈悲护生的精神实质上，更加如法合理地放生，善巧方便地以各种形式开展救护生命的活动，这样可以实现佛教护生与源于现代西方动物保护运动的合流。而动保志愿者和NGO也可以从佛教徒慈悲护生的宗教热诚中获益良多。
　　动物保护必须要本土化
　　现在中国动物保护的基本理念和运作模式，主要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这种模式比较适应现代生活，注重法律制度的改进，注重利用社会运动，利用NGO组织。但是，由于其发源于西方社会，所使用的概念体系和论述话语，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国人接受起来多少有些障碍，而且在动物保护方面也有一些局限性。所以，我认为中国动物保护下一步考虑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在努力传播西方现代动物保护的理念和运作模式的同时，努力挖掘动物保护的本土文化资源，让动物保护在本土落地生根。对儒释道动物保护的理念和实践传统的研究和爬梳是第一步。
　　中国大陆动物保护亟需整合力量
　　实际上，中国大陆关心动物保护的人也并不少，但是很可惜，各方面的力量整合不够，各自为战，资源浪费严重。比如，学者与动保NGO缺乏沟通交流，许多问题学术界已有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是，第一线的动保人士不知道，而学者往往写了书、写了文章之后也很少关心有没有得到传播，落实。而动保第一线遇到的新问题，其实也是学术研究的好材料，学者也错过了深入的好机会。不同动保组织间的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经验分享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是，动保界和关心护生的宗教界（主要是佛教界）虽然基本理念和目标非常接近，虽然许多动保人士和NGO组织中的骨干都是佛教徒，但是在组织层面却很少合作。动物保护的不同理念、模式的交流也不够。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大陆动保的发展，亟需深入交流，加强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