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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是到达目的的动力

2015-08-12 浏览次数:2028 手机访问 使用手机“扫一扫”以下二维码,即可分享本文到“朋友圈”中。

  我背着背囊走了64个国家,亚洲地区的佛教圣地皆尽远足。看了300多个世界著名博物馆,见的多了也就知道什么是祖国珍贵的东西。纵观亚洲文化,如若取掉佛教文化,将无从谈起。故而佛教文化是亚洲最为普及且形成共识的“普世文化”,遍及整个亚洲,远及世界其他地方……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多数中小学的校舍,都是由原来的寺庙改建的。后来才知道改庙办学还是清末的一次改良。放学回家后母亲的训斥是“又到哪儿玩游戏去了,弄的灰头土脸”。当看了《俗语佛缘》一书后,才知道母亲一句话中两个关键词都是佛教用语,正如赵朴初先生所说:“如果真要摒弃佛教文化的话,恐怕我们连话都说不周全了”,“不懂佛教,就不懂得汉、魏以来的中国文化。”
 
母亲是初中生,然而她对子女的教育不是用嘴说,而是到吃饭时先在窗外看我在干什么,如在看书或画画,她就把饭盛好端来,这样久而久之我就在家长的褒贬中养成爱看书的习惯,有一个阶段只要能看懂的书,见书必读,我家四壁的书皆有我所做的眉批。但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阎丽川先生的《中国美术史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共编《中国文学史》、丰子恺的《欧洲十大音乐家》这三本书奠定了我当画家的人生道路。我还有个习惯,只要是书中描述的地方,我都要亲眼去看看它说得对不对。只要能攒点钱,就扒火车去游历了,像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南禅寺都是小学时去的。姐姐比我大十几岁,她是最支持我外出的人,每当母亲出于母爱舍不得儿子外出时,姐姐都会站出来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就连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姐姐也是这样支持我去的北京。也因此在毛主席第七、八次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中,才见到“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文革因为“成份”问题,家被抄后断了经济来源,我就干起了那个时代的勤工俭学:“挂坡儿”,就是用绳子挂在人力车前帮人家上坡,中午饭便是用“不要钱”的面汤泡个馍吃。然而唐僧取经的故事,让我明白信仰是到达目的的动力。现在我仍保存着,那时在垃圾堆捡废报纸、废杂志,将上面的画剪下来贴在大本子上临摹,这便是我的画册。买不到的画册,就用硫酸纸描下来。高中毕业,大学停办被分配到西安特种工艺美术厂工作,并到北京、天津学习象牙雕刻。我的师傅杨士慧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都提到过,当时特艺厂集中了一批杰出的艺术人才,康师尧、崔振宽、江文湛、郭北平等等。因为工作关系我又走遍了全国各地的寺院,这样离佛教文化就更近了……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考上了第一批公费艺术类留学生,在日本各地又看到了真正唐代佛教艺术的众多遗址。作为专家又被派往非洲援教。日语里有;“只有走出国门,才能知道自己国家的好与坏”。法语里有:“用自己的双脚读历史。”这都是我喜欢的话,也正因如此我背着背囊走了64个国家,亚洲地区的佛教圣地皆尽远足。看了300多个世界著名博物馆,见的多了也就知道什么是祖国珍贵的东西。纵观亚洲文化,如若取掉佛教文化,将无从谈起。故而佛教文化是亚洲最为普及且形成共识的“普世文化”,遍及整个亚洲,远及世界其他地方。而且佛教虽诞生于印度,但真正让佛教兴盛并枝繁叶茂的是中国和斯里兰卡。而在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六大祖庭皆在长安。这是因为周、秦、汉、唐时期的中华文明,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受到热捧的先进文明。
 
今天,当中国经济攀升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党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发展文化的战略,是正确而伟大的。而且陕西的各级领导也为艺术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在这艺术多元繁荣的时代,每一位艺术工作者都应潜心干好自己的事,接地气,服务大众、服务基层,创作出能走进人们心灵的作品。世园会张锦秋大师用现代玻璃幕墙技术建造了一座玲珑宝塔,它既是空间的制高点又是文化的标志,建筑内部的中心墙要求画上菩提树,她是真懂文化,因为佛陀就是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为智者,故菩提代表了佛教的“智慧”。将现代技术与文化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便是石涛所说的:“笔墨当随时代”。我这次为大兴善寺创作的大型壁画《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就采用了印度贵霜王朝时期的服饰。以中国传统壁画制作中的沥粉、贴金、镶嵌技法绘制而成,我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真谛,也是盛唐汉地佛教的表现特征。佛教绘画不仅仅是一个佛形的外壳,因宗教偶像的庄严肃穆、动作、手型都有严格的规范,佛教称“手印”。佛、菩萨都有固定的格式遵循,这在《佛说造像量度经》中有严格的规定。我根据印度犍陀罗、秣菟罗、西域佛教、汉地佛教资料恭身敬造的《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位宗师肖像画,特别是不空在大兴善寺翻译了500余部佛教经典。惠果、一行法师均为其弟子,并完善创立唐密,后传至日本称为“真言宗”,即东密。这也是我为弘扬佛教文化所尽之绵薄之力。
 
 
中国传统对先贤的敬畏之感是孝道的核心,我们现在国内庙宇众多,然而对于师承关系人们从视觉上很难找到。故用艺术肖像的手法庄严地表现出宗教的精神,要胜过文字和口头的描述,这即为读图时代艺术的力量。晋代和尚法显去印度取经要比唐玄奘早200多年,况且64岁高龄,而玄奘取经时仅29岁,由于年龄的差距,看似相同的困难对两人来说都有天壤之别。他们均有著作,前者为《佛国记》,后者乃《大唐西域记》。可唐僧家喻户晓,晋僧法显却鲜为人知,这就是农耕社会资讯功能手段,小说通俗化的文化力量,一部《西游记》让唐僧插上了名人的翅膀。在资讯手段发达的信息社会,如何让地下的文明地面化,让尘封在史书中的文字形象化,这就是陕西用自己丰富的“文化宝藏”,迎接“创意经济”到来的新机遇。
 
作者简介:岳钰, 别号长安颠痴坊主,陕西西安人。毕业于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于西安美院获硕士学位。西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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