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带有浓郁宗教和文化习俗的活动，“放生”已经演绎数千年，并成为民间表达善意的一种途径和活动载体。事实上，不管是从宗教意义角度而言，还是从环保生态文明角度，从社会民俗文化角度而言，“放生”的行为彰显的都是一种慈悲为怀、珍爱生命、构建生态和谐以及充满环保理性思维的行动。这种行为虽然宗教色彩浓厚，但也同样现实中一种体现人与自然、动物、环境的和谐相处之道以及行为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看，“放生”无疑是一种充满善意之为，也是一种体现着绿色文明进步理念的有益活动。

　　但关键是，随着“放生”行为基础越来越充分，以及公民环保绿色理念越来越凸显，“放生”行为越来越多，其表达已不满足于对一个动物和生物个体生命的爱与保护，而表现为让人猝不及防的极端和强烈。比如此次怀柔地区“放生”数百只狐狸，导致村民鸡家禽被咬死咬伤产生赔偿等法律纠纷无不让此次“放生”产生不堪，这显然是“放生善意”难以遮蔽的缺憾甚至是败笔。类似的好心善意难以奏效的“放生”畸形在各地都屡有上演，比如淳安县千岛湖违规放生巴西龟、三亚放生海龟、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五联村竟然差点发生“放生”数百只老鼠等等，这些“放生”不仅给当地生态环境和居民生产生活造成严重隐患，而且大部分放生行为不仅达不到珍爱善待动物、构建生态和谐的“善意”，反而是让人哭笑不得，有些甚至还导致“放生”成“杀生”、“善意”变“恶行”的尴尬和畸形。

　　“放生”虽属善念，但其“善意”表达更需科学而为，否则“放生善意”只能演化成不堪乃至是违法。首先，如果“放生”随意而为，“放生”的动物也会因水土不服和家养野外难以存活等导致成“杀生”的不堪。其次，有些无序的“放生”本身反而是一种助纣为虐，比如放生老鼠，在鱼塘放生对鱼类杀伤力较强的巴西与，在人畜居住区放生狐狸野猪等，虽然看似保护动物小生命，但对于所在地的生态链而言，对于现存的动物野生环境而言，反而是伤害甚至是虐杀。其三，有些“放生”的动物没有经过检疫检验，没有经过批准，不仅会破坏生态平生，更会导致动物疾病传播，不仅“善意”难以奏效，反而会成为环境生态杀手。

　　“放生善意”要想表达完美，并达到预期效果，实现人性美好和生态和谐以及文明构建的目标，对环保和生态文明实现人文情感意义上的重建，就必须做到“行之有道”，也就是说“放生有善”必须以“放之有道”为前提和基础。首先，“放生”必须科学而为。这就需要“放生”必须走出简单放之和一放了之的畸形，每个“放生”对象必须做到科学审慎选择“放生”对象，并理性评价“放生”行为效果。这就要求在“放生”前，参与和实施者必须科学充分论证，看“放生”行为是否真的有助于动物保护，看是否真正能达到放“生”的效果，并要综合评价衡量“放生”对动物自身、对周围生态、对当地环境、对公众生活是否构成负面威胁，务求完美才可为之，这应该是每个“放生”者和“放生”行为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其次，“放生”必须依法而为。《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明确提出放生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要分别到国家级主管部门和省级主管部门报批等。擅自将引进的野生动物放生于野外或者因管理不当使其逃至野外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捕回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农业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中也规定，禁止放流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水生生物物种，其中包括外来物种等。放流物种应依法检验检疫合格。因此，“放生善意”能否愿望，原件看是否依法为之，这显然是每个“放生”人、每起“放生”行为都必须注意并遵循的基本行为法律底线，否则将面临违法的代价，实在是得不偿失。当然，“放生”“行之有道”的关键，不仅仅需要“放生”者自身行为理性，更需要监管部门执法到位，宣传引导到位。唯有如此，“放生善意”才能完美释放，“放生”的文明和环保善意才能彰显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