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喀什噶尔素有“中亚小圣地”之称，其前身古疏勒国在西域佛教界地位也相当可观，曾与于阗、龟兹、高昌并列为西域四大佛教文化中心。其中龟兹与高昌信仰佛教的历史比疏勒要长出五百余年，况且又有众多的佛画洞窟流传至今，于阗因地处沙漠边缘，佛教遗迹也多有保存。因此，就其影响及目前研究成果而言，疏勒的佛教文化似不及其他三地，这是因为遗迹发掘与可供研究的文献资料太少所致，而这又与在今新疆范围内佛教文化受到的摧毁也最惨重和彻底不无关系。就佛教东传时的路线与时间而言，与佛教的发源地古印度的距离，疏勒与于阗几乎相当，而比龟兹与高昌则近得多，因而时间也要早一些，可以说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基地之一。它在西域佛教史上的地位是不应被忽略的。本文试就以下三方面对佛教在疏勒的发展过程作一概述。

传 入

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佛教经释迦牟尼之手创立并传布于印度恒河中上游地区。到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佛教已成为该地国教。在此后三百年间迅速由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在今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传到中亚各地，无疑也开始越过昆仑山和葱岭进入于阗和疏勒。经考证，至迟在公元前73年左右，佛教已传入于阗，那么传入疏勒也应不晚于这一时期。佛教传入疏勒的路线，一是自印度西北部起，出瓦罕山(在今阿富汗)越葱岭而达；二是自印度本土出发，绕道大月氏东向传入。公元74年后，班超曾屯驻疏勒达十七年之久，其子班勇所撰《西域记》中却并未见佛教活动的记录。对此可做两点解释；其一，班超父子在疏勒时期 (公元74—123年)，佛教虽已在疏勒流传，但大多以零星佛教徒个人在民间活动为主要形式，因此还未能引起班超父子的注意；其二，佛教经典最初不用文字记录，全靠佛教徒相互间以口头传授，直到班超进西域前不久，才开始出现用文字书写的佛经。因此，在疏勒活动的僧侣们传播佛教时无疑要受到极大限制，而对当时尚无文字、本身文化又极落后的疏勒国民传教，这种限制又将成倍增加。

佛教在疏勒正式传播的信息，见于《后汉书·西域传》：“安帝元初中(114—120年)，疏勒王安国以舅臣磐有罪，徙于月氏，月氏王亲爱之。后安国死，无子，母持国政，与国人共立臣槃同产弟子遗腹为疏勒王。臣槃闻之，请月氏王曰：‘安国无子，种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遗腹叔父也，我当为王’。月氏乃遣兵送还疏勒。 国人素敬臣槃，又畏惮月氏， 即共夺遗腹印绶，迎臣槃立为王。”大月氏原居河西走廊，公元前130年左右西迁中亚，占有费尔干纳盆地。公元一世纪上半叶，其王丘就却建立贵霜王朝，并占领了印度，使佛教迅速向大月氏所占领的一切地方传播。到丘就却的孙子迦腻色迦王(约公元78—120年)时代，贵霜王朝的佛教事业已空前昌盛，曾在克什米尔举行过佛教史上的第四次结集(佛学大会)，并四处建起寺庙佛塔。按年代推算，前面引文中所提到的月氏王，正是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迦，他与当时迁居月氏的臣磐过从甚密，他对佛教的狂热崇拜，肯定使臣磐受到极大影响，否则俩人既不可能“亲爱”，而迦腻色迦也决不会送臣槃回疏勒国主政。臣槃在大月氏崇信佛教的事，在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也可寻到端倪，“昔犍陀罗国迦腻色迦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迦腻色迦王既得质子，特加礼命。寒署改馆，冬居印度诸国，夏还迦毕试国(在今阿富汗)，春秋止犍陀罗国。”据史学界考证，这位“葱岭东河西蕃维”所遣的质子，正是前文提到的臣槃。玄奘还提到，臣槃四季所住的地方都有寺院，迦毕试国的小乘教沙落迦寺，也是质子居住时所建，而“沙落迦”又正是梵语或吐火罗语中“疏勒”的译音。于此可见，臣磐必然同迦腻色迦一样，不仅熟衷于佛教，而且也精通佛教教律与经典。当臣槃回国作王之后，就完全可能也有条件在国内大力推广佛教，并把原先流传于民间的佛教升格为国教。公元120年前后，佛教在疏勒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形成主导力量，显然是无庸置疑的。

最初的佛教，是主张自我解脱的小乘佛教，而主张自利利他并重、普救一切众生的大乘派佛教的产生还在公元二世纪初。贵霜王迦腻色迦所主持召开的佛教第四次结集，实际上也只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理论研讨会；而臣槃在迦毕试国所建的沙落迦(疏勒)寺，又是一个小乘教佛寺。

据此可知，佛教最初在疏勒奠基之际，是崇尚小乘佛教的，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疏勒国佛教活动的最后时期。热心于佛教的臣槃返回疏勒国执政以后，便开始仿效他的朋友迦腻色迦的做法，不仅极力弘扬佛法，也一定大规模地修建过佛寺。遗憾的是目前在此地尚未发现东汉时代的寺庙遗址与文献资料为此作出证明。

公元一世纪以后，佛教受婆罗门教影响，开始主张佛有许多化身，造出了各种菩萨，宣扬偶像崇拜。虽然极尽神异灵怪之能事，但对佛教文化的通俗宣传和广泛传播却产生了积极作用。随着佛造像的出现，佛教石窟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印度这类石窟多开凿于石质坚硬的山崖上。佛教传入疏勒之后，也必然首先在这里筑窟传教，今日喀什市郊的三仙洞就为这一事实作了很好的说明。

三仙洞在喀什市郊北部十公里处的伯什克然木河岸峭壁半腰间。1804年的《回疆通志》中记道：“陡壁之半崖，有石洞三，三洞中置石仙像。”三仙洞就由此得名。其实洞中并不是道家仙，而是释迦佛。犹如云岗、敦煌和库车的佛窟一样，喀什的三仙洞也开在半山间。由于疏勒国水草丰盛，其周又多是积沙崖，土质松软粗糙，所以三仙洞口虽高却并不深，规模也要小得多。半山间的三个宛如门框的洞口，以中洞为大。三洞都分前后二室，均前大后小。中洞前室内，没留下什么遗迹；后室正中却有一个无头坐佛，佛身的彩色泥塑已剥蚀殆尽，仅余一座石胎。西洞空无一物，大约当时就未曾完工。唯有东洞最为壮观，仅前室洞壁四周的七十多个佛画像，就令人目不暇接；其顶部有莲花藻井，上绘的莲籽粒粒可数，藻井四周又绘有高一尺多的坐佛像，光环耀眼，色彩斑烂；其中有一坐佛的袈裟用彩色方格绘成，背后有菩提树叶，所著服饰为早期佛教壁画所仅有。该洞后室绘有一立佛像，其造型与用色也为中国佛教画中所罕见。佛画洞窟的出现，显示出佛教文化中造像与壁画艺术的成熟，也标志着疏勒国佛教地位的巩固。“据初步考证，洞窟开凿年代在东汉时期，这是目前所知我国西部保存下来的最古的一处洞窟。”(见《中国名胜词典》1107页)仅此一点，使三仙洞与敦煌、库车的千佛洞并列也毫无愧色；同时也雄辩地证明，疏勒确是佛教东传中国时最早到达的地点之一。于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联想，这个三仙洞可能就是臣槃在疏勒执政时期主持开凿的。

自东汉中晚期至魏晋南北朝，疏勒国的佛教事业日臻昌隆。四世纪中叶，中原佛僧道安亲眼目睹后在其游记中记道：“疏勒国有佛浴床，赤真檀木作，方四尺，王于宫中供养。”(《西域记》)可知疏勒国君臣百姓敦信佛家三宝，浸染佛道由来已久了。龟兹著名高僧鸠摩罗什(公元344—413年)从克什米尔求学取经返故乡途中经过疏勒，曾在疏勒佛寺中顶礼佛钵，因意念有差而使佛钵堕地，因此决心留居疏勒一年，在此潜心学佛后，参悟了许多深奥的佛理，为此受到疏勒国王的敬重，应邀为王室讲说小乘经典《转法轮经》。后来，罗什又在疏勒有幸结识了莎车王子须利耶苏摩，通过向这位佛学造诣深厚的王子求教，促成了他在佛理研究上从小乘教向大乘教的重大转折，为他日后成为我国佛学大师和著名佛经翻译家奠定了基础。鸠摩罗什走后不久，又有内地名僧智猛前来疏勒瞻拜佛迹，不仅见到了罗什所顶礼的佛钵，而且还在此见到了一个石造的佛唾壶。在这一时期，疏勒国已收藏有不少相传为佛祖释迦牟尼的遗物了，这些遗物受到上至国王下至臣民的崇拜与保护，可知在三世纪中叶以前，疏勒国的佛教已是根深蒂固了。公元465年，疏勒王曾给北魏高宗进献了一件二丈多长的“释迦牟尼佛袈裟”，当时高宗欲验此佛衣的真伪，将其置于烈火之上，经过一整天而未燃烧(可能系石棉所制)，在旁观看的文武百官无不惊叹信服。公元585年，印度佛学翻译家达摩笈多也来到了疏勒，为该国讲习佛经长达两年。唐玄奘西行取经返国时，因驮经的大象失足落水，许多珍贵经卷遗失被损。公元644年他抵达疏勒国后，就曾在这里做了大量补抄工作。在此期间，玄奘看到这里百姓“敦信佛法”，有“伽蓝(佛寺)数百所，僧徒万余人”(《大唐西域记》)，佛教盛况已达空前规模。

公元五世纪之后，大乘佛教也开始传入疏勒。18 8 2年任沙俄驻喀什噶尔总领事的彼得罗夫斯基就曾在喀什发现了一卷古梵语本《法华经》，而这正是大乘教的重要经典。但小乘佛教在疏勒已是年代久远，况且又特别为疏勒王族所信奉提倡，故而大乘佛教始终很难在此地扎根立足。如前面所提到的莎车王子龟利耶苏摩本欲在疏勒传布大乘教义，终因不大受欢迎才转赴龟兹。印度高僧达摩笈多本来是精通大小两乘教义的，但据记载，达摩在此讲学两年也只能以小乘教义为主，而根本未曾涉足理义深奥的大乘教。崇尚大乘教的唐玄奘也明确提到疏勒僧众“习小乘教”，并且“不究其理，多讽其文”，语有几分嘲讽批评的意味，故而在整本《大唐西域记》中对疏勒国的记载甚为简略。

公元685年后，疏勒国奉武则天之旨兴建了大云佛寺，在西域颇负盛名，形成了疏勒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唐代时期疏勒国的佛寺遗址已在今喀什市附近发现，这就是著名的莫热墩佛寺遗址。

莫热墩位于市区东北三十余公里处恰克玛克河古河床的崖岸上。在这里留有两座高台：其一有如倒置的大斗，底大顶小；另一个略小，好似方形托盘上放了块圆形蛋糕。经考证，倒斗形高台应该是当时寺院内的中心建筑物，台的四周侧壁上据有神龛，内中原先是有小佛像的，台顶上早先可能是一座高大的钟楼或佛堂。另一个则是一所佛塔，在三层递缩的方形高台上是圆柱形的塔身，高十二米有余。当年在这两个建筑物四周一定还有佛殿、禅房及寺院的其他附属设施，其规模也必不在小，只是如今已是无可查勘了。据近旁干涸的古河道和一些出土文物推断，一千多年前，这一带应是一个水足林茂的好去处。寺院和佛塔的形制也可以使人想见那时疏勒国佛教的发达景象。莫热墩的古佛寺或许就是当年奉武则天旨意修建的那座大云寺也未可知。

从三仙洞到莫热墩，地域空间是近在咫尺，但起建时间却相隔了整整七八百年．前者是东汉时疏勒王臣槃在国内奠定佛教后的产物，后者则是古疏勒国的佛教进入顶峰阶段的有力物证。在疏勒国佛教发展历史的漫长进程中，三仙洞和莫热墩应当说是两座不朽的里程碑。

衰 亡

公元727年，朝鲜族僧人慧超来到西域考察后，记述龟兹、于阗是说那里“足寺足僧”，佛教事业还是蒸蒸日上；而记载疏勒时只说；“有寺有僧，行小乘法”(《往五天竺国传》)，比起八十余年前唐玄奘来此地时，佛教事业已是今不如昔了。

l070年左右，由虔诚的穆斯林学者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写于喀什噶尔的著名长诗《福乐智慧》，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夹杂着相当份量的佛教影响，如作者在长诗中关于“苦谛”（生老病死之苦)、“无常”(一切均无恒长之存在)、“三世因果”(善恶有报因果相循)，以及“利行”(即为大众造福引众生行善)等等的大量论述和说教，都是极其明显的佛教思想。对上述佛门哲学观念，玉素甫·哈斯·哈吉甫引用的既自觉又很熟练，使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与回鹘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固有的哲学思想有机地融为一体，正充分表明了作者对此地旧有的佛教思想和文化的自觉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