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由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主办的“人间佛教与中华文化论坛”在西安圆满召开，海峡两岸学术界、宗教界、文艺界、企业界代表共聚一堂，围绕主题“人间佛教与中华文化”展开热烈讨论。大会收到许多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的研究成果，本文即为西北大学玄奘研究院院长、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安教授提交的大会论文。

 

机遇 挑战 抉择 

——文化战略视野下的人间佛教

 

如果把星云大师人间佛教思想与实践放在当代整个人类文化变迁格局之中进行观察，我们会发现，人间佛教是对佛教战略地位及其时代挑战与历史机遇进行深刻反思之后的智慧抉择。如果再将这种抉择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尤其是中国佛教发展史当中进行纵向的观察，我们则发现，人间佛教是中国佛教又一次重大转型，并与前两次重大转型遥相呼应，形成中国佛教的一种内在历史轨迹。

中国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一千年的发展，到唐末以后实现了中国化转型，并最终与儒道两家圆融共处，形成稳定、和谐、有机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格局，又经过一年的延续，实现了大众化的转型。但，随着国门的打开，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结构的转型，西方文化的蜂拥而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实践，原有的儒释道三教并立互补、会通共存的文化格局迅速瓦解，新的文化格局在新的社会体制酝酿之时也正在形成之中，佛教的文化角色和文化定位也面临新的调整，中国佛教的文化安全与发展命运再次面临严峻的考验，其严重性可能并不亚于佛教进入中国之时。如果说佛教在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的历史进程中主要通过中国化和民众化来支撑起历史的命运，那当今中国佛教或许应该通过现代化、生活化、社会化、国际化等途径来实现其在新的文化格局中的文化角色和新的社会体制下的社会价值，这也就是人间佛教的抉择。

 

一、佛教在中华文化中的战略地位

 

中华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儒释道三教构成的。今天的中华文化则除了传统文化之外，还有一些新的元素，尤其是西方文化元素的大量涌入。总体上看，佛教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具有以下战略地位：

1、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的载体。魏晋以后，因佛教的进入而形成的三教并立格局使佛教文化中逐渐汇聚了大量儒道等中国的思想文化，所以，佛教不仅仅是中国化了的佛教，而且是承载着儒道等各种中国文化元素的佛教。在儒教丧失物质载体、道教持续凋零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说，离开了佛教，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厦将面临瓦解。

2、佛教是传统文化三大支中实力最雄厚的一支，也是目前最有活力，最有潜力、最有前途的一支，这无论从佛教界的经济实力、场所的数量与规模，还是从出家僧众的人数与文化素质，以及在家居士的数量与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看，都是三家当中首屈一指的。佛教的存在和发展，源源不断地向中国传统文化输入鲜活的因子，激发并带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没有佛教，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变得疲软无力。

3、中国佛教与东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欧洲与美洲等地的佛教从古到今都是融会一体的，形成一个彼此链接、相互呼应的同一宗教文化体系，所以，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国际性的一支，从而也是最容易与国际接轨的一种文化体系，没有佛教，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桥梁将坍塌大半。孔子学院的尴尬处境说明儒教文化在国际接轨方面的确存在太多问题，走向世界、融入国际文化潮流最便捷的出路可能是从佛教开始。（借助基督教西方文化融入中国社会，而借助佛教文化中国文化融入国际社会）

4、儒释道三家都包涵着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理念，但总体上看，儒家的核心理念携带着更多的糟粕，现代适应性差。道教核心学说的现代价值也极强，但相对来说比较单薄。佛教理论具有更强的普世性，缘起、因果、慈悲、智慧、清净、平等、中道、和合、圆融等理念不但是古代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天乃至未来的，不但是中国的，也可以是世界其他民族的。离开了佛教，中国传统文化的适应面和现代感召力将大打折扣。

5、佛教是一种凡圣统一、政教和谐的宗教，因其宽容与和平而更容易获得政治上的宽容，从而更易彰显其文化价值，从而为中国当代宗教树立一种文化形象。没有佛教，中国宗教文化的当代命运更不堪设想。（从宗教是文化的概念开始对宗教的尊重，而“宗教是文化”主要依佛教而得到证明；今天的宗教可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积极作用的证明，来自佛教者可能也居多）

6、佛教文化与自由、民主、平等等普世价值之间不但没有冲突，而且具有独特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借鉴，在与国际潮流接轨的过程中，在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中，佛教文化不但不会遭到淘汰，而且会如鱼得水。

7、佛教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教学两届通力合作，政、教、学、企四界彼此呼应，这既是中国佛教的历史传统，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果，佛教所拥有的这一良好局面是其他任何宗教都不具备的，佛教以此无与伦比的优势而将发挥更加广泛更加深远的社会文化价值。

 

二、佛教文化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佛教在古代社会曾经长期处于主流文化的地位。在那个时候，不懂佛教就不懂当时的文化潮流，就不理解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就可能被视为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今天，这种情况已经完全消失了。今天的人懂不懂佛教似乎已经不是衡量其文化程度的标志了。佛教已经被排挤出文化的主阵地之外。具体来说，佛教文化在当代面临着如下挑战：

1、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思想的普世性更强，传播速度之快远远超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文化一元化倾向在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之后已露端倪，冷战结束之后，西方文化对世界其他文化的强势挤压更加明显，其他文化处于疲于应战的处境。

2、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及其在民众之中的变异性流行，对佛教形成巨大的偏见，消极遁世、愚昧落后、甚至封建迷信这种负面评价依然是中国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的佛教观，这种思想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对佛教文化的传播形成严重障碍。

3、政府的GDP的单一性衡量标准，民间的一切向钱看社会心态，继续打压和腐蚀文化的复兴，这是发展中国家必然遇到的一种文化境遇，但在中国因为政府决策的偏颇（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文化重塑）而变得极其严重。

4、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断层还在艰难的接续之中。五四运动的批判，建国后的排斥、文革的毁灭，造成百年低谷，十年中断，传统文化至今尚未接续成功，佛教文化在近代艰难复兴的中断之后，由于儒家的残破与道家的衰落而不免兔死狐悲之感。没有传统文化肥沃土壤滋润的佛教处于孤立应战的境地，三家互补互应、竞争发展的良性格局基本消失。

5、佛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与其他所有中国传统文化一样，由近代肇端的现代转型依然面临艰巨的任务，古今接轨的全面性和恰当性至今没有完成。这种转型的基本趋向是，在保持佛教本色的前提下，与国际潮流接轨、与现代生活接轨，与永不衰减的精神超越的诉求接轨，在文化繁荣、科学昌盛、经济发达、政治不断清明的时代，不断调整自己，从而继续发挥其启迪智慧、净化人生、超越现实的价值，由此开启中国佛教的第三个历史时代。可惜的是，中国佛教第三期的历史进程依然处于艰难的开启阶段，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依然是决定佛教当代命运与未来走向的主要矛盾。

6、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多元并举格局至今更加强烈，佛教文化不可能独占文化舞台，其文化辐射面和影响力再也不可能像古代那样几乎是无孔不入了，今天的法师们已经无法安享文化人的当然优待而高枕无忧了。

7、在宗教大家庭之中，获得超速发展的基督教在中国持续风靡，反渗透以及家庭教会治理方面的无能为力将在短期内依然构成基督教发展的难得机遇。与此同时，潜力十足的新兴宗教也瞄准极其广阔的中国信仰市场，并已经开始了勇敢的突破，其强劲竞争之力也将对佛教形成巨大的挤压。

8、政治领域的一些弊端、经济领域的盲目开发、文化领域的庸俗化现象等教内外因素继续腐蚀污染佛教的机体，保持独立品格、批判精神和超越情怀，成为当代中国佛教挑战自我的必由之路。

 

三、佛教文化的历史机遇

 

星云大师在一次讲演中说：无论国家也好，团体也好，难免有“危机”；“危机”也可以成为“转机”，所以，不管危机还是转机，都是机会。但是你要看到危机，才有转机。你看不到危机，就不知道转机。佛教在世间流传数千年，尤其在东传中国两千多年来，历经数次教难，每次都能化危机为转机。那么，当代佛教如何迎接严峻的挑战，化解危机，实现转机呢？我们先分析一下目前佛教所面临的历史机遇。总体上看，机遇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冷战结束后，去意识形态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复兴势不可挡。而佛教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播与演变，已经彻底实现了中国化进程，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当然成为这个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象征之一，并将获得自近代以来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

2、迎接全球化的挑战，首先就是要应对文化的一元化，保持人类文化的多元性，这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观念。在这个方面，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佛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佛教也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具有跨地域跨民族文明交往的成功经验，具有三教会通的历史结晶，具有在当代开展对话的积极姿态，具有与其他文化圆融会通的巨大潜力，必将成为人类文明交往的主角之一。

3、后现代思潮的流行，在重新反思理性反思科学反思现代生活秩序的过程中，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的价值将日益彰显，佛教的智慧与后现代思潮可以形成共鸣，从而使佛教在国际文化潮流方面获得难得的发展机遇。

4、我们处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已经到了从经济腾飞到政治民主化的过度时期，而二者之间应该有一个文化复兴的阶段。文化复兴不是报刊杂志有多少，也不是文章发表了多少，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建设了多少（当然这些很重要），真正的文化复兴是全民人文素质的真正提升。尽管与公民意识的养成还不是非常直接，但佛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强劲存在，在中国人的人文素质提升过程中也居于当仁不让的位置。

5、改革开发、经济腾飞为文化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佛教文化资源开发尽管带来许多问题但同时也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带来空前机遇。寺院恢复与扩建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业已具备了文化起飞的现实物质基础。

6、当代中国普遍存在的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人文不彰的社会现状形成对文化复兴的强烈呼唤，佛教文化以其特有的文化软实力而获得民族文化重塑的绝美机遇。

7、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执政党文化基础的扩展要求急遽增长，传统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化基础，于是佛教文化在政策层面可能会获得越来越宽松的发展环境。

8、改革开放三十年，佛教文化发展已形成一定基础，文化积淀与及其社会影响力已初规模，形成蓄势待发之势。

 

四、回归佛陀本怀乃智慧的抉择

 

星云大师在《人间佛教回归佛陀本怀》中说：“现在我们提出‘人间佛教回归佛陀本怀’，就是希望重整如来一代时教，重新审视佛陀最初说法的本怀，希望透过‘人间佛教’的倡导，能够真正把握佛陀的根本教法与化世的精神，藉此把各种的异说、分歧与不同，通通统合起来，让佛教重新走入人间。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把佛陀当初的开示、教化，彻底落实在生活里，让普罗大众都能藉由对佛法的理解与实践，得以增加人间的幸福与美满，这才是佛陀‘降世说法’的本怀。”

回归佛陀本怀就是践行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就是迎接挑战的最好方法。星云大师经过一生的努力，完成了对人间佛教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完整建构。从教义来看，在继承佛陀本怀的前提下，面对佛教传统脱离民众、脱离主流文化、脱离现实生活、脱离正能量的怪象，呈现出通俗化、理性化、生活化、阳光化的趋向。从教规来看，星云大師的修道轨则也具有强烈的个性。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大师更加强调新的修行方法与新的教规。这些新方法与新教规告别了古板而神秘的定制，程序的繁冗与礼仪的严格转变为修行的清朗与方法的便捷；惩戒的森严与恐怖也转向了积极倡导的轻松与快乐。从体验来看，星云大师指导下的信众修行体验与心理气质也别有滋味，且自成情趣，风范感人。从组织来看，星云大师领导下的佛光山这一团体，立足台湾，辐射全球，以既有机统一、又多姿多彩的形式，架构起遍布全球的组织体系。从道场来看，星云大师主导下的道场建设既突破了佛菩萨供奉地的局限，也超越了传统寺院的范围，既具有人性化的特征，也具有开放性的气魄。从活动来看，星云大师主持和倡导的佛教活动具有丰富多彩的形式和极其广泛的内容，涉及与佛教相关的各个领域，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向社会各个领域的传播。

以上六个方面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人间佛教的理论。星云大师在《人间佛教回归佛陀本怀》一书中，专门开辟一章《人间佛教的根本教义》，对佛教的核心学说都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使早已被历史烟尘层层蒙蔽的佛法真意鲜亮而清爽起来，呈现出通俗化、理性化、生活化、阳光化的特征。

所谓理性化，这是近代全球宗教的一种重要发展趋势，是面对科学理性成为人类思想主流的背景下的一种自我调整。宗教的理性化不同于科学的理性化，星云大师遵循佛法的根本精神，即智慧与慈悲的精神，在尊重所有佛教思想遗产的同时，以悲智双运的菩萨胸怀，倡导积极入世、福慧双修这一根本旨趣，强调心灵的净化和心性的觉悟，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在充满神秘的传统佛教氛围中，开辟出一条面对现实、勇于担当、既清爽明亮、又自信自尊的佛学理路来，呈现出明显的理性化色彩。

所谓生活化，就是突破了学理的层面，面对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生活，解释人心，应对人心；解释苦乐，应对苦乐。在直面生活中提升生活；在提升生活中实现理论的价值，不再于哲学和逻辑当中周旋，不再于概念的辨析与论证中自我沉醉。星云大师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投放在最实在的日常生活中来，他对人心的观察准确到位，对世道问题的把握清晰明了。他提出的解析之理与解脱之路更是直契生活，直接起效，体现了菩萨救世的一片悲心。

所谓阳光化，就是告别传统佛教当中普遍存在的苦难渲染，关注快乐的生活，具有积极的、正面的、向上的气象，呈现出喜乐化的佛学趋向，传递给信众乐观向上、勇敢无畏、轻松活泼、祥和温馨的信息。

所谓通俗化，就是告别理论之高深，打破理论与生活之间的阻隔，彻底克服理论脱离民众的怪相，要使佛法的智慧从艰涩的理论包裹中挣脱出来，从深奥的哲学范畴转变为简单明了的心语，直接而酣畅地滋润信众的心田。这是一件极其伟大的事，也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非得有大智慧和大慈悲的人才可以做到。星云大师勇敢地承担起这个使命，使两千多年来让无数人望而生畏、学而生厌的佛教理论成为一种轻松愉悦的智慧启迪，使佛教的学说真正回归了佛陀的本怀。

 

五、人间佛教将实现中国佛教第三期历史转型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佛教不断遇到各种问题，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但正如星云大师所说，佛教每一次都能化危机为转机，智慧地抉择，勇敢地转型，为佛教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以回归佛陀本怀为旗帜的人间佛教将支撑中国佛教实现又一次历史转型，引领中国佛教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总体上来看，在人间佛教出现以前，佛教在中国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型，各自延续了一千年的时间，形成两个千年先后相依的历史转换。

中国佛教第一期，从秦汉到隋唐，长达一千年。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佛教史的主体内容是引进、消化、吸收印度佛教，不但播下佛法的种子，而且完成了本土化转型，实现了理论扎根与实践的拓展，在不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弘扬的历史进程中，形成文化型与学术型佛教的高度繁荣。其历史主脉是，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通过多种途径的努力最终在中国完成了学理的辨析、理论的建构、思想的推广，形成从学派到宗派的发展与繁荣，实现了输入与理解、接受与筛选、消化与吸收等一系列过程，基本解决了中外、大小乘、三教、政教、僧俗等几种关系，其总体态势呈现出学术化、理论化、精深化、精英化等特征。

中国佛教第二期，从五代到明清，又是一个一千年。在这一历史时期内，佛教的中国化在前一期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深化与扩展，更为重要的是在广泛流传与渗透过程中，信仰的神圣性与修持的实践性不断强化，形成宗教信仰型佛教的繁荣。同时，中国佛教因为信仰性需求而进一步简易化，并因此而真正实现了民众化。这一时期的转型主要表现为会通儒道、圆融各派、简化理论、强化信仰、深入底层、注重修行等，总体态势上呈现出会通化、圆融化、简易化、实践化、民众化、神圣化等特征，说到底，是一种信仰性佛教大兴的时代。可惜的是，随着社会政治的不断专制与封闭，社会文化的不断钳制与停滞，佛教自身理论情趣与创新能力的不断衰弱，佛教日益退隐山林，远离社会，沉陷神秘，自甘粗糙与简易，到后期呈现出一派沉闷消极景象。

为了对治佛教的这种衰败之相，人间佛教应运而生。经过太虚大师、赵朴初居士等人的努力，人间佛教开始为一部分先进分子所接受。但总体上看，人间佛教在大陆的发展与普及还十分有限。可喜的是，星云大师继承太虚大师的事业，并在新的层面开始新的理论建构和新的实践拓展，初步实现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宏伟目标。

总体上看，人间佛教所带动的这次佛教转型的核心是不断生活化、现实化、实效化、世俗化，从而形成人间佛教的潮流。这一转型的基本趋向是与国家命运接轨、与现代文化接轨、与现实生活接轨、与心灵诉求接轨、与全球进程接轨。其历史的主线就是人间佛教的潮流，尤其是佛光山人间佛教不但在台湾建立了坚实的基地，而且在全球基本形成对外传播与文明对话的态势，尤其可贵的是在理论体系与实践体系方面完成了基本的建构。从这种建构中，我们可以看到，人间佛教的人间性在佛教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主要体现为：回归佛陀本怀的合法性，深入社会生活的实用性，净化世道人心的操作性，创造新辉煌的普世性，立足当代现实的现实性，突破传统束缚的开放性，形成广泛共识的凝聚性，迎接各种挑战的竞争性。

从中国佛教三期历史转变的基本特征和核心主线来看，第一期的突出特征是学术性，历史的主脉是实现中国化，解决了域外与本土的关系；第二期的突出特征是宗教性，核心的使命是实现大众化，应对的是精英与民众的关系；第三期的突出特征是人间性，努力推进现代化转型，主要处理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正如星云大师在《人间佛教回归佛陀本怀》中所说：“倡导人间佛教，这才是佛教未来的前途，这才是人间世界的一道光明。不要沉缅于过去传统的、消极的、偏差的、曲解的佛教，今天我们倡导人间佛教，就是要把佛教还给它原来真实的面目：一个积极的佛教、超越的佛教、自我圆满的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