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昌大佛有“江南第一大佛”之誉，但它并非江南最古老的佛像。在它成像的28年前，绍兴一地就出现了一尊石佛。,
[原标题]镇馆之宝丨比新昌大佛早28年原貌已失的南齐石佛留下真假之谜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千余年前的唐代诗人杜牧目睹江南一带寺院林立，发出的感慨。千余年后的现在，当年的佛寺盛景已不复存在，唯留下尊尊佛像追忆着香火旺盛的往昔。
千余年间，经历了灭佛运动，目睹了改朝换代、战火纷飞，它们幸存了下来，但历史也在它们身上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印记。绍兴博物馆内的南齐维卫佛造像就是其中的一员。历史，记录了它的身世，改变了它的形态，也让它至今存留真假谜团。
这是尊怎样的佛像？它的身后又是一段怎样的曲折故事？
近日，记者到访佛像所在的绍兴博物馆，听副馆长娄烈讲述了它的身世之谜。
比新昌弥勒大佛早28年 或是江南最古老佛像之一
在位于博物馆一层的《越地春秋——绍兴历史文化陈列》内可以看到这尊佛像。这是一尊南朝时期的石佛，通高59厘米，两膝间宽45厘米，底部纵35厘米，横38厘米。原身为青石雕刻，身着圆领通肩大衣，紧密的弧形衣纹横向缠绕于身，一截衣摆下垂于双腿之间，全身外塑贴金，现在，除面部以外的大部分外塑已经脱落，斑驳的表面倒是平添了几分沧桑感。
佛像造型作全跏趺坐式，施禅定印，上身略向前倾，头部比例较大，螺发髻珠，肉髻低平，宽额丰颜，慈眉善目，鼻梁宽扁，薄唇微启，双耳及肩，脖颈粗短，肩膀宽厚，躯体丰腴，仪容端庄，神态和悦。
佛像背部有三行楷书铭文：“齐永明六年，太岁戊辰于吴郡，敬造维卫尊佛”。
通过这几行铭文，我们便可得到石佛的造像时间和所造之像。石佛造于“齐永明六年”，也就是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南齐政权的年号，即公元488。所造之像为维卫尊佛。
“这与梁天监十五年（516）成像的新昌弥勒大佛时代相近，而维卫尊佛的成像比他早了28年，应该是江南地区最古老的佛教造像之一。”娄烈表示，同时，这也是绍兴最早的一尊佛像了。
佛教传入绍兴始于东汉，东晋时期得到迅速传播与发展，到了南朝，南方的佛教已颇为盛行，江浙一带寺院林立，这便有了唐代诗人杜牧那句著名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娄烈告诉记者，当时南方流行的是小乘教，而维卫佛则是小乘教“过去七佛”中的第一佛陀，维卫佛是梵语音译，也译作毗婆尸佛，意译为胜观佛。此外，江浙地区又多次出现维卫佛、迦叶佛石像浮海而来或涌地而出的灵异之说，一度盛传于朝野之间，维卫佛深得民间信仰而广为推崇。维卫佛造像在历史上并不少，据传，绍兴的天衣寺曾有金铜维卫佛像，在云门寺也有过维卫佛像，然而，这些早期的佛像如今都已失传，唯有绍兴博物馆还保存着这尊南朝维卫佛石雕造像。
事实上，这尊石佛能在千余年间留存至今，也是渡尽劫波，历经了千难万险。
石佛经历坎坷 终留故里
千余年间，这尊石佛又是如何来到了博物馆呢？好在，它的身世仍有迹可循。
据娄烈介绍，关于石佛的有关史料，最早见于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其记载：“在县东五里，唐大和九年建，号南崇寺，会昌废。晋天福中，僧行钦于废寺前水中得石佛，遂重建，治平三年赐今额，石佛今在寺中。”又说道：“此石佛即得之水中，又一人可负之而趋者，安知非吴郡所造而迁徙在会稽耶？”清杜春生《越中金石记》、清阮元《两浙金石志》、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等古籍中也有提及，后续传承资料则主要来自相关知情人的文章与口述。
经梳理，石佛的身世大致是这样的：南朝南齐永明六年，在吴郡制作了一尊维卫佛石像，当时的吴郡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会稽郡则在浙江东部。唐大和九年（835）在绍兴（会稽郡县城）城东五云门外的南崇寺建成后，石佛或已出现在那里了，唐武宗李炎发起“会昌灭佛”运动时，南崇寺被废，石佛不知去向。过百年后，到了五代后晋天福年间（936—943），有位名叫行钦的僧人在原南崇寺前的水池中得到石佛，并将废弃的南崇寺重建安放石佛，该寺在北宋治平三年（1066）被赐名石佛妙相寺，到南宋时石佛仍在妙相寺，是越中著名古刹，直到清末寺院衰落。
辛亥革命后，乡间名士徐逖园、袁梦白将石佛移至城内戒珠寺。1916年冬，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队入城，屯兵戒珠寺内，人们担心石佛遭毁，匆忙将其搬迁到当时的县商会处存放。此间有日本人获悉石佛乃稀世之宝，欲以12万银元购回到日本，遭到各界人士拒绝。1924年，乡坤王子余把石佛迎往开元寺，募资请住持华皋建感岵楼供奉石佛并筑佛龛予以保护。1941年，侵华日军占领绍兴，将开元寺作伪军兵营，日军首领北岛探得石佛信息，派兵拆毁佛龛，盗取石佛，秘藏于伪维持会内，准备伺机运走，幸抗战胜利，石佛终于被保住，并归还戒珠寺，不久又移到龙华寺。
新中国成立后，乡贤王贶甫将石佛移交绍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61年，这尊屡遭劫难、历尽坎坷的维卫尊佛造像正式由文物管理部门收藏保护。现在，这尊维卫尊佛造像已在绍兴博物馆安了家。
原身尚存原貌已失 石佛仍留真假之谜
千余年间，历朝历代对石佛的外貌改造是显著的。如今，端坐于博物馆内的它，已全然没有了南齐的风貌。所以，从它面世的那一刻起，学术界对石佛是真是假的质疑声便不绝于耳：
面部造型线条软弱，表情柔媚，与南北朝刀锋犀利，神情深沉的风格迥异；头部肉髻与底发浑然但髻珠明显，与南北朝高肉髻无髻珠的造型不合；衣皱纹与衣摆褶折的装饰手法不协调，背部铭文的魏碑书体其实是描摹味浓重的楷书体……
另有专家认为佛像的坐姿和衣饰衣纹等仍存早期特点，雕刻风格或有南北地域审美差异和工匠技艺因素，铭文书体也与浙江的南齐墓志风格相近，南朝的魏碑体中尚有魏晋遗风。
目前较为权威的一种说法是，佛像很有可能是南齐原身，虽经后代修改而失去了原貌。
石佛的原貌是怎样的，还能还原吗？娄烈表示，并不容易，这尊维卫佛造像主要疑点在于时代风格不一致，并且缺少可作比照的同地域、同时代的同等实物依据，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尊维卫佛造像面部尚有外塑覆盖，外塑是后做的，但真面目如何目前已不得而知。
“不过，就像新昌大佛造像那样，同样有过后代的修改，但仍不失为一件弥足珍贵的文物。”他说。
此外，由于南朝继而禁碑，目前存世的碑文资料稀少，佛像背部的南朝铭文价值甚高。所以，当清代书画、金石学家袁梦白见到此铭文后，赞誉其“南齐石藻翰，压倒东西汉”。另一位清代学者、书法家包世臣也曾说道“此题字最著人间”。无独有偶。1916年绍兴兰亭镇灰灶头村出土一方“吕超静墓志”石，据鲁迅考释为南齐永明十一年（493），观其书体也属楷书，该墓志后来与维卫佛背部的铭文一同被收录在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作为南朝稀有的碑铭资料广受推崇。
但对于文字的风格也一直有争论，从碑文上看，既有魏碑体的风格，也有王羲之的楷书笔触。这是为什么呢？会不会是后代仿写的呢？娄烈表示，南朝的时候盛行魏碑体，南方受北魏的影响较少，所以，绍兴一带受王羲之的影响较为深远，“如果真的是仿字，可以完全临摹北魏的魏碑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