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著名的佛教文化机构，由杨仁山居士（1837-1911）创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它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刻经处，也是近代第一家由私人创办的融经书雕刻、印刷、流通及佛学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甚至比1897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印刷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还要早31年。
金陵刻经处
刻经处的经书
金陵刻经处是我国著名的佛教文化机构，由杨仁山居士（1837-1911）创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它是全国最早成立的刻经处，也是近代第一家由私人创办的融经书雕刻、印刷、流通及佛学研究于一体的佛经出版机构，甚至比1897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印刷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还要早31年。
金陵刻经处成立后，如皋、杭州、常州、扬州、北京、天津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刻经处。其中全国著名的刻经处如江北刻经处、北京刻经处和天津刻经处，其创始人妙空法师、徐霨如、陈正有等，都是杨仁山居士的友人或弟子。解放后，金陵刻经处是保留下来的唯一刻经处，其它几家刻经处都不复存在。
“文革”初期，南京白下区红卫兵司令部住进金陵刻经处，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从北京发来加急电报：“金陵刻经处所藏经版是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希望红卫兵小将们妥善保管好。”由此，经版才免遭焚毁厄运。
1973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返国探亲的赵元任全家，杨步伟提出了恢复金陵刻经处的请求，周总理当即下达了“保护恢复刻经处”的指示。经赵朴初居士多次呼吁奔走，金陵刻经处的恢复工作得以全面展开。
150年来，金陵刻经处虽历经风雨，幸得十方护佑，薪火相传。从1980年开始，经过多年努力，金陵刻经处得以重建成为生机蓬勃的经书校印流通出版中心。
杨仁山居士在此刻经讲学四十余年，刻印流通佛教经典百余万卷、佛像十余万张，创设“祗洹精舍”、“佛学研究会”等佛教讲学、研究机构，倡导佛教义学研究培育人才，推进近现代佛教教育事业，为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复兴作出巨大贡献。
二十世纪初，湖南、扬州、北京等地相继开设了“僧学堂”，而在1907年，由杨仁山居士在金陵刻经处创办的祗洹精舍则是当时佛教学校中准备最充分、办学宗旨最明确、组织最严密、办学方式最新潮的一所佛教学校。太虚大师称它“虽居士所设，而就学着比丘为多，故为高等教育之嚆矢。”学员先后有二十余人，其中包括太虚、仁山、智光、谢无量等近现代著名人物。
在中国历史上，以在家居士的身份私人集资创办僧学堂以教育培养僧人，杨仁山居士实开先例。
后继者欧阳竟无(1871-1943)、吕澂（1896-1989）等继续讲学刻经事业，阐幽发微，发扬光大。欧阳竟无于1922年创办支那内学院，遵杨仁山居士遗嘱，住持刻成《瑜伽师地论》后五十一卷。后抗战爆发，支那内学院迁至四川，继续刻经研究事业，对中国近代佛学影响深刻。
近现代杰出人物谭嗣同、陈三立、梁启超、沈曾植、章太炎、太虚、梁漱溟、熊十力、鲁迅等，都与金陵刻经处有着殊胜因缘。
谭嗣同来宁任候补江苏知府，至金陵刻经处拜杨仁山为师，研究佛学，本其心得以著《仁学》，影响变法维新思潮至深。太虚法师来金陵刻经处入祗洹精舍就学，后倡导佛教改革运动，推动了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梁启超跟随欧阳竟无学习法相唯识学，并逐渐树立起自己的佛学体系，并将佛学思想向政界及思想文化界传播。
章太炎曾帮助欧阳竟无成立支那内学院，并撰《支那内学院缘起》。熊十力来金陵刻经处研究部从欧阳竟无研究佛学，进而以佛学镕铸儒学，肇始了现代新儒家思潮。
鲁迅先生为母祝寿，曾捐资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广结善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