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随意放生”的法律规制，关键是做好事中监督和事后追责，并让公众认识到它的危害，让人人都来监督它。这比给“随意放生”打上违法标签，更为有效。
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三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其中明确提出，“任何单位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随意放生，危及物种安全，甚至威胁他人生命和社会秩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通过法律对民众放生行为进行规制，让随意放生者承担必要违法成本，可谓民望所归。
但是，由于放生问题比较复杂，放生地点多样，放生物种更是千奇百怪，所以，要想由法律把各种细节都规范好，恐怕不现实。
比如，“草案”规定可以放生的只限于当地物种。可是，何谓当地物种，除非相关专家，恐怕没有哪个普通人能弄得清。如此一来，这条法律怎么去执行？而且是否当地物种，与影响物种安全，威胁他人生命，并无直接联系。譬如，某人放生一只家养鹦鹉，鹦鹉并非本地物种，但这鹦鹉要么无法在野外生存死掉，要么在野外搭窝筑巢，并无什么危害。将这种基本对社会无害的行为认定为违法，恐怕站不住脚。
所以，对于“随意放生”的法律规制，其实没必要在“事前”规定过细。关键要做好事中监督和事后追责。法律只需要明确，一旦放生影响物种或生态安全，威胁他人，那么就得承担违法后果。
事中监督，主要是在执法层面，例如首先政府部门要做好“排除法”，即对于生物安全敏感的区域，如动植物保育区，一些公共水域等等，一律禁止放生，加强人员在这些区域的巡视，完善各种警示。对于那些民众自发的放生行为，最好的办法是让民众参与监督，一旦发现随意放生的行为，旁观民众可以拨打110，由警方和专业人士共同到场处理。
事后追责，一是要加大行政处罚力度。例如在我国台湾，“小龙虾”被认定为入侵物种，放生“小龙虾”将受到重罚，罚金最少一万人民币左右，最高超过50万人民币。这样的重罚对于“随意放生”者无疑是个极大威慑。二是让刑事追责落地，如放生毒蛇等危险生物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可考虑按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对于“随意放生”导致物种安全和生态系统受到重大影响，如何取证、认定，如何进行刑事追责，还需要进一步在法律上完善。
当然，对于“随意放生”，在法律层面进行规范，严格执法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公众的教育，避免违法行为的发生。
我国已建立完善的外来入侵生物清单，但由于科普不力，这份清单养在深闺人不识。所以，完全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公益广告等渠道，向民众普及物种及放生知识。政府还可联合宗教单位，对信徒进行相关科普活动，和动物保护组织合作，设立相关的咨询热线，为放生人士提供指导等。
一句话，最好的社会政策也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让公众真正认识到“随意放生”的危害，让人人都来监督“随意放生”，这比给“随意放生”打上违法标签，更为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