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茶的依存与自立

　　利休身处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之间，在此动荡的社会背景下，除遵守其师武野绍鸥四帖半茶席外，将“北向”改为“南向”，使照射室内的南向阳光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变化，令坐在茶席的客人感觉到时间的推移。同时针对一些人追求豪华表面的排场，开始转向不起眼的日常生活。将窗户、临时屋棚、素木柱和土墙进行改善。茶碗使用今烧的乐茶碗，在凹间正面的暗钉上挂竹花筒，里面插花，挂轴使用在世僧人如当时出名的大德寺僧人古溪宗陈的书法，并收集茶会、茶汤与季节相符且内容协调的书法作品。

　　当时欧洲文明刚与日本接触，导向古典回归，利休所在的堺市，产业和经济发达，促使庶民成为一种朝气蓬勃的推动力量，可谓日本的“文艺复兴”。同时最初与“佗—寂”有关联的人，例如茶道大师、修道人、僧侣，都在生活中实践禅学，全心全意融入禅宗的意境中。发展到了十八世纪，诸如茶道、花艺、书法、歌艺、舞蹈等艺术，都由家族集团经营继承，当家作主的被称为家元。其主要知识来源、手工艺品的制作，和需要学术研究的材料，一向由家元的家族掌握，跟禅宗一样，坚持只对选定的人倾囊相授。

　　进入明治时代，冈仓天心用英文写《茶之书》，引起西方对日本茶道的关注。桑田忠亲说：“这是日俄战争后，日本为了向海外宣传国粹茶道而写的书。因为当时社会大肆赞扬武士道精神，因此书中是这样描述茶道的：‘武士道是过去时，茶道才是现在时’。甚至这样写道：‘现在，过时的文化仍然被研究，而身边的流行文化却无人问津，茶道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通过贬低武士道的方式来赞扬茶道。”这种宣传手法真高明！连我们现在了解日本茶道，也参考这本书。

　　黑川雅之说：“日本文化以中国文化为原型，一些在战争中失去的中国文化原型作为日本文化保留下来。中国可以把由日本保存的文化作为一种模式，重新认识并构筑本国文化。”就像千家茶道依存禅宗，“佗—寂”自立于禅宗之外，如何实践我们中国原本的禅茶一味，才是今后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