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民族差异
佛教并不起源中国，而是起源于古印度。印度这个地方很有意思，众所周知，印度没有记录历史的习惯，他们研究历史都是从外国的文献中去查找记录，本国缺少史籍，许多事情都没有文字记录。1978年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Ali)教授曾坦言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由于缺乏历史记载，这也导致了印度人很多事情都凭着想象随口说，没有根据的乱说，这一点从佛教典籍中就可以论证。《起世因本经》讲“须弥山半，四万二千由旬中，有四大天王宫殿……须弥山上，有三十三天诸宫殿，帝释所住……须弥山北为北俱芦洲、东为东胜神洲、西为西牛贺洲、南为南赡部洲。”
佛经记载，须弥山周围有咸海环绕，入水八万由旬，出于水上高八万由旬（1由旬=11.2公里），海上有四大部洲。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的计算一下，作为小千世界中心的须弥山，高度出水面84000由旬，大约94万公里。现代科学已经推算出月亮到地球的距离约为38万公里，太阳到地球的距离约为15000万公里。
日月围绕的这座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却只有94万多公里，现在天文望远镜这么发达了，也没在太阳系里面看到须弥山；而且释迦牟尼还明确说明在这座山的半山腰，也就是大约47万公里高的位置，有四大天王的宫殿……由于缺乏真实的时空概念，印度人有这种荒谬的思想也就不奇怪了。
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记载就非常丰富，中国古代设有史官，每个朝代发生的事情都有历史记录。中国人善于思考又勤于思考，他们探讨理论，往往从实际需要出发，不像西方人那样从抽象的理论出发。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的，有别于西方人的分析。在四五千年的文化史上，中国人民表现出极高的智慧和极大的创造能力。
而印度人释迦牟尼喜欢把东西都往大里说，往多里说，这样才好推销他的理论，显示他自己有无量的智慧。比如:《金刚经》里讲，读一句偈语，就可以得到无数无量的福德。这种没有根据的胡言乱语，在佛教典籍中非常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释迦牟尼当年传播教义的主要区域是在印度东边的摩揭陀国，那时印度还没有文字的佛典，他给信徒们讲法时所用的语言是古代半摩揭陀语。据说，释迦牟尼死后，信徒们曾在一起结集佛经，不管这事情是真是假，可佛教典籍主要是以口头形式流传，不但第一次结集是这个样子，佛灭度后约100年的第二次结集仍然是这个样子。
大家知道，口头传播这种方式非常不靠谱，由于各地区的方言差异，佛典中以讹传讹的现象时有发生，后来翻译成巴利文和混合梵文等语言时，又出现了许多让人啼笑皆非的语法错误。
研究佛教五十多年的历史学家季羡林，他通晓英文、梵文、巴利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对佛教的评价是“佛教教义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
佛教在印度消亡的时间大约在中国宋朝时期，印度人他们自己都不相信释迦牟尼，可是某些所谓的专家动不动就说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样的人应重新回到初中，好好学一下中国历史。
把印度宗教文化捆绑在华夏文明上，不是肤浅无知就是用心险恶。如果有人把这种宗教文化说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简直就是玷污华夏祖先，恶心华夏文明。
从文化起源上看：佛教，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2.文化差异
2.1信誉等级
佛教是由释迦牟尼创立的，僧众这一群体并不从事体力劳动，主要靠乞讨为生。无论信徒们给释迦牟尼贴上多么高大上的标签：世尊、佛祖、佛陀、觉者……其实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讲，释迦牟尼就是一个要饭大王，带着一帮乞丐，四处乞讨要饭。
乞讨，在印度也是一个技术活，不是说你给我一点吃的吧，别人就愿意给你的。这个要饭集团为了生存，首先要包装要饭大王，信徒们逢人便说，我们大王可厉害了，他母亲做梦的时候，梦见了一个白象，结果就怀孕了。我们大王是从他母亲的肋下生出来的，一生下来就会走路。每一步都踩出一朵莲花，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能吹牛的人，可是要饭大王在印度吹破了天，就有人会相信，这与印度没有记录历史的习惯大有关系。要知道，在史官文化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创立宗教的。
佛教信徒们厚颜无耻的包装释迦牟尼，把要饭大王吹成了法力无边、无所不能的妖怪，可见，吹牛诈骗是要饭集团（佛教）生存的手段之一，不这么干，他们就无法在等级森严的印度生活下去。
中国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论语·为政》中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所以，在中国不可能出现这种妖言惑众的情况，要是有人这么说，大家一定会认为他是精神病，多多，你是不是发烧了。
无论乞丐这么包装，如何的口吐莲花，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的职业就是乞讨要饭。由于乞丐不从事体力劳动，靠别人施舍生存，好吃懒做，也就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些乞丐与勤劳勇敢的中国人相比，素质差太远了。所以，要饭集团（佛教）是社会的蛀虫，这一点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2.2人生态度
当时印度的种姓制度很严格，民族压迫非常普遍，印度人对生活充满悲观失望，心想这苦难的日子啥时是个头啊。当要饭大王释迦牟尼的学说一出来，立刻就得到了许多信徒的拥护，从几个人到几百人。
佛教认为生老病死，一切皆苦，存在本身就是痛苦，所以信徒们希望跳出轮回，下辈子不再受苦了，希望达到涅槃，以后就不用生出来。这一些想法都涂着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有的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悲观主义的；但是，像佛教这样彻底的悲观，还是绝无仅有的。
释迦牟尼活动的区域是在印度东边的摩揭陀国，那里比较贫穷，以低种姓的印度土著居为主；而印度的西边相对富裕一些，那里高种姓的雅利安人居多。所以，中下种性的民众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成为西方高种姓的人，衣食无忧，乞丐们梦寐以求的愿望就是到西边过上富裕的“极乐生活”。
相比之下，中国人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不仅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古代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由于生产资料有限，获得财富主要靠辛苦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华夏民族观察日月的变化现象，适应天地运行的规律，自强不息，用辛勤的劳动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2.3种族繁衍
一个民族要繁衍与壮大，就必须要保证一定的生育率。可是佛教信徒们对人生持悲观失望的态度，他们出家为僧，不留子嗣，这是违背社会人伦的。中国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佛教信徒们剃光头发，远离父母，不留子嗣，实为不孝。
中国人认为生命是美好的，希望子孙以祭祀不辍，他会充满激情和快乐的组织家庭，创造生命，繁衍生命。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而佛教信徒们却视之为“邪淫”。这些宗教思想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换句话说，佛教乃是断子绝孙的宗教。
人的命，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父母给的；继承了父母的种子，不继续传承下去，就是不道。中国人希望子孙兴旺、万世传承；他们尊道贵德，热爱生命；他们修身养性，齐家治国；他们以道为身，可齐天地。中国人感受着一切生机盎然的自然之美，为了美好的生活去勤劳奋斗，从而创造出生机勃勃的灿烂文化。
而原始佛教宣称生命本身就是痛苦的，信徒们憎恶生命，希望死后不生，认为繁衍后代就是罪恶，这些失道败德的人，他们都会绝种，即便现在还没有绝种，将来肯定也会断子绝孙。
从文化内涵上看：佛教，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
3.文化冲突
在汉朝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佛教。要饭大王带着乞丐四处要饭，胡言乱语的吹牛诈骗，这种人怎么能够和华夏祖先相提并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道、儒、法三家。道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是黄帝、老子、庄子；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是管仲、商鞅、韩非子。中华民族这些身怀绝学的圣人们所创造出来的经文典籍，才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华夏民族有着一整套的儒家思想伦理道德，这套体系与佛教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时，要饭大王那一套理论根本没有市场。为了立定脚跟，佛教便伪装成一种道术，称之为佛道或释道，它自附于鬼神方术，以求得蒙混过关。为了求得生存，初期的译经僧人，设法通过咒法神通之类的骗术，来吸引民众的视听，晋代的佛图澄还借此做为弘教手段。
从三国开始一直到晋代，佛教骗子们发现利用玄学和老庄牵强附会来宣传佛教，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于是他们便读起了儒书或老庄之书，逐步改造原来佛教的理论，也讲什么“以无为本”，与玄学相杂糅起来。《慧远传》说：“故少为诸生，博综六经，尤善庄、老。”不过佛教当时在中国仍然不流行，在思想界里也不占什么地位。
过了150多年，直至南北朝时期，佛教才开始引起统治阶级的注意。那时社会动荡，生活艰难，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统治阶级发现利用佛教可以麻痹民众思想，消磨斗争反抗的意志，于是便开始大肆宣扬佛教起来。
这时候，由张道陵创建的道教也已发展壮大，由于宗教本身所具有的排他性，道教和佛教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由于信仰和学说的不同，以及经济利益的冲突，道教与佛教相互攻击，以争取信徒和布施。
南北朝时，北方元魏道教天师寇谦之(公元365～448年)通过崔浩怂恿元魏太武帝摧毁佛教，教帝立崇虚寺，供养道士。后来北周武帝尊崇儒术，灭北齐后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唐代会昌年间，唐武宗也推行灭佛政策，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强迫26万余人僧尼还俗，没收寺院田地数千万顷。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历史上这三次灭佛事件被称为“三武灭佛”。
因为僧人们不从事生产，并且编造了一套比要饭大王还精致的谎言和套路，骗取别人的施舍，给生活本来就贫困的民众又增加了一份沉重的负担。当时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韩愈是唐朝最著名的辟佛者，他坚持儒家的学术传统，著书批判佛教，反对迎佛骨，对僧人们不从事生产的做法非常不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