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智师说”专栏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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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文化院、北京三智文化书院与九江市佛教协会主办，中国文化书院协办，三智东方文化研究院支持的主题为“佛教与文化自信”的庐山论坛——佛教与中国文化峰会于4月22-24日在九江成功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魏道儒围绕“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发表了精彩的主旨演讲。魏道儒教授认为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中国人保存了佛教的资料、中国人弘扬了佛教、中国人直接参与了佛教文化丰富和发展的进程。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就体现在保存、弘扬、丰富、发展这八个字上。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

        我们今天在谈到佛教的时候，总会说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它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民族中流传了2500多年的一种世界性宗教。我们总会强调，佛教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和其他两种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较，具有经典最丰富、文化色彩最浓重、思想教义最庞大的特点。但是我们很少问一个问题，研究者也没有去研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那么佛教有没有可能从一个地方性宗教发展成为亚洲宗教，进而再从亚洲宗教发展为世界宗教？如果没有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今天的世界佛教能不能具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能够具有如此诱人的外在风貌和内在精神？如果没有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我们对2500年的佛教历史可能是全然无知的。如果没有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我们甚至至今也找不到释迦牟尼佛诞生地蓝毗尼园在哪儿，我们也找不到他早期生活的迦毗罗卫城在哪儿，更不用说我们对许多的历史、人物、事件、书籍的了解与认知。

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研究中国人对佛教贡献的具体过程是什么，具体途径是什么，具体方式和内容是什么，就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就有利于深刻认识世界佛教的本来面目，就有利于我们提高对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就有利于为今天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中国佛教走出去提供可兹借鉴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借鉴。

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应该说是长期的、巨大的和不可替代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这些贡献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去归纳、总结和整理。在这里，我想把中国人对佛教的这种长期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归纳为三个方面：

 

中国人保存了佛教的资料

        这个贡献的具体内容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佛教经典的翻译。在中国翻译域外经典，翻译古印度的经典，最主要的是汉译和藏译，这两个翻译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文化创造工程，都是人类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迹，都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佛教文化贡献的具体内容。但是这两个翻译各有侧重，并不能完全划等号。

中国人保存了佛教的资料有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开始时间早，延续时间长，保存的经典很丰富。为什么呢？因为从现在的传说来讲，大月氏使者口述《浮屠经》是公元前2年，一直延续到北宋末年，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而其中大规模的翻译也有800年的历史，所以这个长度也是藏传佛教比不了的。藏译的佛经要到汉译佛经开始翻译的800年之后才开始，它的延续时间也就700年左右，所以这个时间没有汉传的长。

如此长的时间里，译出的经典就有1690余部，6420余卷，我们自己国家知名的和外国来的翻译家不下200人。当然了，我们现在说译出的多少经典，基本就是统计加估计，要想把它统计清楚也是不可能的，就是大概的数字，而且这个数字各位学者统计的也不一样，大概就是6000卷到7000卷。所以这个汉译的翻译就把从公元前后大乘佛教兴起，到公元13世纪佛教在印度消亡的历史记载的差不多了。如果没有这个历史，那么佛教的历史发展就有很多的空白。这是第一个特点，开始时间早、延续时间长，译出的典籍很丰富。

第二个特点就是汉译的佛教经典能够反映古印度广大地区佛教经典出现的历史脉络，能够反映佛教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它有跟踪性记录的特点。什么叫跟踪性记录？就是中国人翻译的时候，从汉代开始，到宋代这一千多年，每一个阶段都翻译。印度那边有什么经，咱们就翻译什么经。在早期翻译的时候，印度佛经产生50年之后就能传到中国来，咱们就念它、翻它，跟踪翻译。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大乘佛教的经典分为好多类，什么般若类、华严类、法华类、涅槃类，最后类也不清楚了，就给它总归为大集类、宝集类、唯识类等等。其中最早翻译华严类经典的人叫支娄迦谶，他是跟安世高基本齐名的一个汉代2世纪末年的翻译家，他翻译的第一部经叫《兜沙经》。然后到东晋末年、刘宋初年，已翻译出60卷华严经，中间250年产生了十几部华严类小经典，现在学者认为这个翻译次序跟经典产生的时间次序是一样的，咱们最早翻译的《兜沙经》就是华严类经典最早的；咱们翻译的《本业经》就是那边产生的经典；西晋竺法护译的那个经也是接着来的。这种跟踪记录佛教思想足迹的特点除了汉译的佛经之外，在世界其他国家中没有。

现在要研究佛教经典，不看汉文，看梵文是根本不可能的。那时候梵文没有传出去，只能拿汉文来记录佛教思想走过的足迹，这是任何文字经典都不能替代的。也就是从东汉末年直到唐代末年，汉译经典的翻译具有连贯性，始终反映古印度佛教发展的趋势和脉络，这一点就中文行，别的都不成，藏文也不成，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某一个时代的汉译经典，能够反映那个时代域外佛教经典的基本内容和佛教思想的基本面貌。比如在4世纪或者3世纪、5世纪，这一百年里头翻译的经，就能完全代表古印度这一百年经典的大体面貌是什么。举个例子，西晋有一个大翻译家叫竺法护，他世居现在的敦煌地区。他觉得京城的佛像很多，但经典都在古印度，于是他就开始搜集经典，翻译了40多年，几乎跟西晋这个王朝的年代差不多。他把大乘佛教各个部类的经典全部翻译遍了，他翻译的经典的完整性有一个例子可以证明，就是他翻译了一部经叫《等目菩萨所问三昧经》。这个经典在东晋末、刘宋初翻译的60卷华严里都没有，直到唐代80卷华严里头才有，你说他搜集得有多全。他能把那个时代那么一大片地方流行的经典搜索得差不多，你把他的经典一看，这一片地区有什么经基本就知道的差不多了。这是一个反映全貌的过程，也是其他经典都不具备的。唐代的玄奘、义净都有这个特点，他们搜集经典就搜罗殆尽，全拿过来。这样一来，他们这种务必搜集全面的行为，就为我们保存佛教资料的完整性提供了可能性，这是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就是汉译经典反映的地区之广阔，是任何经典都不可具备的，因为中国的这些大旅行家出去、大和尚出去，走的路特别多。像法显，他从中亚到了北印度，然后转弯抹角走过整个现在的印度半岛，再到斯里兰卡、东南亚，一直转了一圈回来，到处搜集经典。所以这个汉译经典的文字不是某一个地区的文字，不是光有梵文、巴利文，还有数不清的胡语在里面，把各个地区的佛教面貌都反映出来了。所以它反映的地区之广阔、文字之多样、资料来源的权威性和多元性，在这里充分的体现出来。所以有人说佛教不是直接传来，而是间接传来，这些观点争论直接、间接都没有意义。广大地区传过来的佛教都是直接的，从法显开始就是行万里路搜集佛教经典的一个过程。

跟汉译经典相比，藏传佛教开始的时间就比较迟，延续时间也比较短，但是数量大。藏译的佛教经典开始于公元7世纪后半叶，藏文一发明，就把它用到翻译佛经上。实际上是集中在8世纪到13世纪这五百年，翻译外来的经典，其他两头的都不太重要，主体部分也就是五百年左右。

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500年翻译的经的数量、品种，比汉传佛教还要大。有学者统计，西藏译出的三藏经籍部数有5900余种。如果跟汉译夫人比较，约相当于汉译的一万卷，比汉译多很多，汉译的没有一万卷，也就是六七千卷，不超过八千卷。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中国的翻译是从汉代到唐代末，这一段保存得比较好；藏传佛教翻译的藏文，是接着汉文的后一段保存得好，它保存的是后期密教的东西。中国人到了宋代的时候翻密教的东西，他不适应、不喜欢有的经一翻就与儒释道三教已有的东西一对照，讲的不是那回事，马上就把它销毁，就不要再翻了。

这样一来，我们国家的汉译、藏译就有一种相互补充的作用在里面。前期汉译多，后期藏译多，两种文字的译文珠联璧合，共同构成了对印度佛教域外文化资料的保存过程，藏译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10世纪以后汉译经典的不足，尤其是对密教经典翻译的不足。藏译也是中国人的贡献，两者合二为一，所以中国人的贡献就很大了，没有保存的这些佛教资料，佛教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大部分人就无法知道。这个历史著作在汉文、藏文里面都不少，汉文的有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等，这些书的价值在哪儿呢？就是没有这几部书，你就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佛教历史。而且这些资料的重要性还在于，你了解了它以后，才能对佛教的经典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以史正经，对经典也就有了更深刻、更深入地认识。   

1995年我参加联合国举行的丝绸之路考察，丝绸之路佛教传播段，我看到蓝毗尼园挂了一个英文的牌子，写着这儿是释迦牟尼诞生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5世纪有一个中国的大旅行家法显，7世纪有一个中国的大旅行家玄奘，他们记载这儿是蓝毗尼园，是佛诞生的地方。迦毗罗卫也挂了一个牌子，为什么这儿是迦毗罗卫城呢？因为这是法显、玄奘他们记载的。所以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第一大贡献，就是对佛教资料的保存。

 

中国人弘扬了佛教

中国人弘扬佛教的工作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叫求法取经，就是中国人到印度去，把古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来。这个求法取经一般认为佛教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就传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也就是说佛教什么时候传到中国，就是公元前2世纪，到西汉末年传入内地。在这个时候，传佛教的主力部队可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只有在佛教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以后才去求法取经的，所以中国人立志求法取经的时间，也就是中国佛教开始进入大发展的时间。

一般认为三国的朱士行为了求取《般若经》前往古印度，这是西行求法的开始。但是他没走多远，也没走出新疆，用现在的观点来看，还在国内转悠，走到玉田那儿，就算是到西天了。虽然那不是真正的西天，但是这可以看作立志西行的一个开端。以后到了东晋、刘宋的时候，中国就出现了一个西行求法的高潮，成百人成百人地去，东晋时期比较多，因为人一多，有影响的人物就出现了，比如说晋代的法显，隋唐的玄奘、义净。

到宋代的时候，国家经常会派一个团队去求法取经，比如说宋太祖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一次派出的僧团就有157人，也有返回来的。明代也有派遣官僧到印度的，但从宋代到明代，由于佛教在印度已经衰落了，成效都不大。去的人多，花费的钱多，取得的成效不大，也没有像过去那些能吃苦的人了。过去那些人以法显为例，结伴跟他一起去，还有中途结识以后一起去的，前前后后有15人。有的人在半路去世了，有的在过雪山的时候冻死了，有的人半路跑回来不去了，有的人不知道哪儿去了，有的人留在那儿不回来了，回来的只有法显一个人，所以真是九死一生。

所以从三国的朱士行到明朝的官僧，一千多年间历代西行者处于求取真经、解决佛学疑难问题，促进本国佛教健康发展、瞻仰圣地等不同目的，或者自发结伴，或者受官方派遣，或怀着虔诚的宗教感情，勇敢地踏上九死一生的险途，把域外佛教传播到中国。鲁迅先生把这样的人称为中国的脊梁！人的信仰可以有不同，但是那种热爱祖国，为了真理和事业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甚至勇于献身殉道的精神，始终是推动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值得我们赞美和弘扬。

所以中国人传播佛教，先是求法取经，把印度的佛教传到中国来，这是第一步。这一步我们大家知道的很多，研究地很深入，哪个朝代有多少人、做了什么事我们都有统计。但是还有一个我们忽视的地方，就是中国人传播佛教的第二个贡献，就是弘法传经，指的就是中国人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传到其他国家。这个过程大体从隋唐到明清的千余年间，中国人持续把佛教从中国传播到日本、韩国、东南亚等许多地区。从隋唐开始只是一个大概，隋唐以后比较多。隋唐时期，中国从最大的佛教输入国，转变为最大的佛教输出国。而这个佛教的输出和输入的关系可不是二道贩子卖白菜，白菜一毛钱买过来，然后加价两毛钱再卖出去不是这个意思。

中国人把梵文、西域文字的经典翻译成汉文，进行了一种文化上的再创造，不仅把它翻译成汉语，而且还要重新解释，开发里面真正的佛道、佛义，开发它的真理，创造了新的思想，再把这些新思想、新经典传到外国去，这个过程具有本质的不同。为什么？佛教经典往外传的时候，梵文可是神圣的语言，就好像改革开放刚开始，谁懂英文，大家看他就跟中国人看美国人一样，一脸的敬佩。但是当佛教经典翻译为汉文，又把汉文佛教经典往外传的时候，以中华文化为载体的经典就成为神圣的经典。你现在到韩国、到日本做法事，你能听得懂，因为他念的《心经》、《金刚经》就是汉文的，这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伟大之处。

中国人往外传播中国佛教文化，是把整个中国文化全面地向外传播，是以中华文化为载体。但是尽管这种对外弘法的过程，参与人数之多、事业之感人、成效之巨大，几乎可以与西行求法运动相提并论，但是我们的研究很少，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举个例子，比如历代赴越南弘法高僧的研究就没有，历代有多少人到朝韩半岛传法不知道，历代有多少人到日本传法不清楚，近现代有多少高僧到欧洲传法弄不清，近现代有多少人到美洲传法不明白。我有一个朋友到南美去，说南美也有中国的和尚在那儿传法，中国求法的人研究得多，弘法的人研究得少。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哪个寺有个统计，就是历代到日本传法的禅宗僧人。但是一个地区的统计、一个朝代的统计都没有，这是学术界需要加强研究的地方。因为中国人的弘法传经与中国人的求法取经同样重要，都是整个世界佛教文化交流史上光辉灿烂的阶段，都是可以作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取得伟大成就的光辉典范。这些咱们都不管，学者也不往这儿研究，也不往这儿想。因为这个价值太大了，传出去的佛教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中国由此也就成为一个圣地了。

 

中国人直接参与了佛教文化丰富和发展的进程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历代信众直接参与了佛教思想文化的建设，这种建设包括提出新思想、倡导新教义、撰写新典籍、建立新宗派、打造新圣地、塑造新偶像、创造新艺术。所以没有中国固有文化对佛教文化的熏陶、滋养和丰富，当今世界佛教就不具备现在这样的风貌和精神，它的重要性就在这儿。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刚才列举的这七八项创造都是有世界意义的，都不是自己自拉自唱，在中国内部自己跟自己玩，全都传到外国去了。随便举个例子，最流行的大肚弥勒佛的形象纯粹是中国的，他的思想中注入了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追求、审美情趣，注入了中国文化中各家门派的思想精髓。现在有的地方要把它打造成一个中国走向世界的名片，叫弥勒佛的微笑，所以中国的创造是世界性的。中国人所有的这些创造最集中的体现还在宗派创造方面。因为中国隋唐时期产生的那八个宗派，不能概括中国佛教的全部内容，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代表。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基本集中体现在宗派上。为什么呢？我说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各宗派都具有相对完整、独立的教理体系，这是中国人的创造。这个教理体系中有印度的因素，更有中国人的创造，新思想、新教义就出来了。二、各宗派都有稳定的传法基地，大寺院时间一长，往外国一传，就是新的圣地，外国来的和尚、外国来的信众都是要朝拜的，这是打造新圣地。三、大多数宗派有传承关系。上接西天，下传中图，这些祖师系列就是膜拜对象，塑造新偶像。中国的祖师出去挂的像就是新偶像，藏传佛教表现得更清楚，祖师的像比佛像还大，活佛的像比释迦牟尼佛的像还大，汉地祖师的像也不小。四、撰写新经典。中国人特别擅长撰写经典，光禅宗一个宗派写的数量就统计不过来，其他宗派的经典著述也是很多的，每一个宗派撰述的种类都是多种多样的。有经典著述、史籍、僧传、总集类书、经录音义等都是中国人写的书。有的朝代大家都不看佛经了，都跑去看那些语录和中国人撰写的东西去了。记录六祖慧能的经比一般翻译过来的佛经流传广，比如说《心经》流传得广，《金刚经》流传得广，其下很可能就是《六祖坛经》了，流传很广。第五个就是创造新艺术。佛教的艺术门类众多，建筑、书法、绘画、雕塑，全都传到外国去了，有些大和尚出去，比如说鉴真和尚，就把建筑、国宝级的书法全带出去了，还有佛教的绘画、服饰等等。各门类的佛教美术、寺院石窟艺术，很多都有国际的影响。这些都是大的贡献，而且这些贡献现在依然在发扬光大；还有武术、功夫，都跟随着佛教早早传出去了，而且很吸引国外人。

中国人对佛教的贡献，就是直接参与佛教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因为佛教这些东西原来印度没有，中国人创造了以后不仅仅自己用，还要传出去。总而言之，加强研究中国人在保存、弘扬、丰富和发展佛教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有利于我们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佛教，从中国的立场上考察世界佛教，对中国佛教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作用、价值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研究的价值。

如果我们把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梳理清楚了、认识深刻了、认识全面了，我们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当然就有了。不懂这些、不重视这些的话，对我们树立本民族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尊，对于我们深刻认识佛教在当前中国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方面的重要性就会认识不足。

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就问我，说你讲的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你讲这么多人家也记不住，你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出来。我想了想，用一句话概括太罗嗦，我总结为八个字，中国人对佛教文化的贡献，就体现在保存、弘扬、丰富、发展这八个字上。

我今天不知高低，用很大的声音，自己给自己鼓劲，自己给自己壮胆，在这里说了很多不成熟、错谬的话语，请大家批评指正。同时这个题目研究得也不多，希望以后有人深入研究，我在这里讲的也就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