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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唱赞法器的敲法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4-12-20  作者:神仙姐姐  浏览次数:45720
  佛教唱赞法器的敲法



  古代的木鱼又称木鱼鼓、鱼鼓或鱼版,其形状、用法均与后世不同。
  在《敕修百丈清规》卷八<法器章>木鱼条中说:“斋粥二时长击二通,普请僧众长击一通,普请行者二通。”由此可知,古代的木鱼主要用来做为集合僧众的讯号。
  至于为何而作鱼形,《释氏要览》中说:“今寺院木鱼,盖古人不可以木朴击之,故创鱼象也。又必取张华相鱼之名,或取鲸鱼一击蒲牢为之大鸣也。”《敕修百丈清规》中说,作鱼形是昼夜精进义:“相传云,鱼昼夜常醒,刻木象形击之,所以警昏惰也。”
  关于木鱼的起源,日本,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三<宋神宗熙宁五年八月八日>条中记载:“实性院本名清泰寺,中有传大士像供人礼拜烧香。院主长老谓诸寺打木鱼鼓召集行者,乃源于传大士。往昔,大士觅头陀于嵩山时尝打鱼鼓,头陀即应鼓声而来。其后,天下大小寺院以木鱼鼓集合大众。”
  也有认为木鱼是隋代沙门志林所造,史料并无记载。此外《增修教苑清规》卷下<法器门>木鱼条又有另一个传说:有一名僧人违犯其师教诲,毁坛戒法,不但堕入鱼身受恶报,而且背上还长了一棵树,风涛摇摆时,皮肉更加苦痛。其师渡海时,大鱼遂作巨风浪而说:“往昔你不教导我,以致令我堕鱼报,今欲报此怨。”其师问他:“汝名什么?”鱼回答后。其师令忏悔,又为其设水陆追拔法会。后于夜梦间,大鱼自称已脱鱼身,可将其背上之树木供养寺众,以亲近三宝。其师后果然见至鱼尸背之大树,即刻成鱼形,悬挂警众。
  关于木鱼的由来,也有另一个传说。玄奘大师的《指归曲》中记载:玄奘大师自天竺归,途经蜀道时,巧遇一长者。此长者丧妻,有儿甫三岁,其后母恶之,趁长长出猎时,从楼上将孩儿掷入水中。长者哀其子故,为其设斋供僧。此时适遇玄奘大师到来,长者欢喜迎请第一座,然而玄奘大师却不食。并告诉长者:“我长途跋涉,非常疲劳,希望能得鱼肉吃之。”在场者闻言皆大惊,长者欲出买鱼,玄奘又嘱咐他:“一定要大鱼才好。”长者于是买回一条大鱼,才割开鱼腹,就见到自己的孩儿在鱼腹中啼哭:所没之儿啼在鱼腹中,长者大欣欢。玄奘大师说:“这是此儿夙世持不杀戒果教,所以现今虽被鱼吞,却得不死。”长者问:“如何报鱼恩?”玄奘大师告曰:“以木雕成鱼形,悬之于佛寺,于斋时击之,可以报鱼德。”即今之木鱼是也。
  至于现今诵经、礼佛时所使用,头尾相接的团圆形木鱼,可能是明代的产物。明.王析《三才图会》中说:“木鱼,刻木为鱼形,空其中,敲之有声。(中略)今释氏之赞、梵呗皆用之。”并绘图说明。《禅林象器笺》<呗器门>也说:“按图会木鱼图,鱼头尾自相接,其形团栾。今清国僧称木鱼者,作龙二首一身,鳞背两口相接,衔一枚之形,亦空肚团栾。盖与图会木鱼同,讽唱时专敲之以成节。”
  其中所谓改鱼身作龙头,可能是取《群籍一览》卷上所载刘斧《摭遗》所谓“鱼可化龙,凡可入圣”之义。
  一般,木鱼都是横穿腹部中央,作中空的团栾形,头部、鳞甲、龙珠等多隈以黑漆,押上金箔,其它部分则涂以朱红;安于小布团上,以包皮的木槌敲击腹部中央。至于体积大小,普通是径一尺乃至六尺,较小的则有三寸乃至五寸等。
  木鱼又称鱼鼓,在《雪峰存禅师录》中有一首<咏鱼鼓颂>,对木鱼有生动的描述:“我暂作鱼鼓,悬头为众苦,师僧吃茶饭,拈槌打我肚。身虽披鳞甲,心中一物无,鸬鹚横溪望,我誓不入湖。”又说:“可怜鱼鼓子,天生从地养,粥饭不能飧,空肚作声响。时时惊僧睡,懒者烦恼长,住持闹喧喧,不如打游漾。”此中将木鱼警策大众的意味,以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
  钟
  寺院为报时,集合大众时而敲击的法器。其形制有梵钟及半钟二种。
  梵钟又称大钟、约钟、撞钟、洪钟、鲸钟、蒲牢、华鲸、华钟、巨钟。多属青铜制,少数为铁制,一般高约一五O公分、直径约六十公分,形式是上端成雕成龙头的钩手,下端有相对的二个莲华形撞座,称为八叶,撞座以下称草间,下缘称驹爪;以上则分池间、乳间二部分,且乳间有小突起物并列环绕,又连结撞座呈直角交叉的条带称为袈裟举,又名六道,另外,钩手傍有呈圆筒状的筒插通内部。此类钟多悬于钟楼,作为召集大众时或早晚报时之用。
  《敕修百丈清规.圣节》中说呜大钟为召集大众上殿及警觉睡眠:“鸣大钟及僧堂前钟集众,列殿上,向佛排立。”又<法器章>中说:“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引杵宜缓,扬声欲长,凡三通,各三十六下,总一百八下,起止三下稍紧。”
  而在叩钟时,如果能观想觉悟一切众生,则获利更大。文中又说:“鸣钟行者,想念偈云:‘愿此钟声超法界,铁围幽暗悉皆闻,闻尘清净证圆通,一切众生成正觉。’仍称观世音菩萨名号,随号扣击,其利甚大。”
  其所发之音或称鲸音。又后世多在其表面平滑处刻铭。
  在《增一阿含经》中说,若打钟时,一切恶道诸苦,并得止息。在《付法藏传》卷五中记载:“古月支国王,因为与安息国战争,杀人九亿。因为恶报的缘故,死后化为千头大鱼,顶上有剑轮绕身砍头。可是随砍立即又出生,极痛难忍。於是前往请求罗汉僧长(常)击钟声,以止息其苦。”
  《续高僧传.释智兴传》中有一个故事:有一亡者讬梦予其妻说:“我不幸病死,生于地狱,赖蒙禅定寺僧智兴鸣钟,响震地狱,同受苦者一时解脱。”有人就问智兴:“为何鸣钟能有如此感应?”
  智兴回答:“我并无特别的神术。只是见《付法藏传》中说罽贼吒王剑轮止停之事,及《增一阿含》中钟声功德,敬慎遵行,苦力行践之。我每次呜钟之始,皆祈愿诸贤圣同入道场,然后三下;将欲长打,如先致敬,愿诸恶趣,听闻此钟声,俱时得离苦。如此愿行,心志恒常敬奉而修力,或许是如此而有感应吧!”
  半钟又称唤钟、小钟,多以真鍮(黄铜)铸造,通常高约六十至八十公分,乃吊於佛堂内之一隅,因其用途系为普告法会等行事之开始,故亦称行事钟。
  寺院大钟之制源自印度,然钟在该地系称犍稚(ghauta),如《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四中说:“阿难(中略)即升讲堂,手持犍稚并作是说:我今击此如来信鼓,诸有如来弟子众者尽当普集。”此有木、石、铜制之别,雕刻极为精美,多悬于钟台。
  在中国,黄帝时即有工匠垂铸钟,原系祭祀、宴享的乐器,如西周有所谓的“编钟”。到佛教传入后,始成寺院中的法器。此物多为青铜制,外形朴素,常刻有铭文,且自六朝时代起多挂在钟楼。如《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列有大周二教钟铭(北周.天和五年武帝制)、大唐兴善寺钟铭、京都西明寺钟铭(康.麟德二年造)等。又,苏州寒山寺之钟,因唐.张继<枫桥夜泊>诗而闻名于世。另据日僧圆仁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所载,五台山的钟楼谷乃是文殊菩萨一度示现金钟宝楼之处。
  朝鲜自古亦有梵钟,然其制稍异,无袈裟(左礻右舉)。其中,新罗.惠恭王七年(公元七七一年)所铸造的泰德寺钟,现今悬于庆州南门外的钟楼。
  日本的梵钟深受中国、朝鲜的影响。其被列为国宝的寺钟之中,有不少即来自此二国。
  有关鸣钟之法,依宗派、地方而异,但通常是以三鸣钟为始,以二鸣连续作终。又,鸣钟的次数以十八声为常例,亦有三十六声、一O八声。其中,对于鸣一O八声之原因,或谓是对应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之数。或谓可使百八烦恼清醒觉,故佛教称为“百八钟”。
  除此之外,不同的钟代表不同的讯号,如“殿钟”,即佛殿钟也,在《敕修百丈清规.楞严会》中说:“鸣大钟、僧堂钟、殿钟、住持至佛前烧香。”又<法器章>中说:“殿钟,住持朝暮行香时鸣七下。凡集众上殿,必与僧堂钟相应接击之,知殿主之。”可知殿钟是集合大众上殿之讯号。
  另有“僧堂钟”,《禅林象器笺》中说:“僧堂前钟,其制稍小,或单称堂前钟。”
  《敕修百丈清规.请立僧首座》中记载:“堂司行者鸣僧堂钟,大众同送归寮。”又<法器章>中说:“僧堂钟,凡集众则击之。遇住持每赴众入堂时,鸣七下。斋粥下堂时、放参时、旦望巡堂吃茶下床时,各三下。住持或不赴堂,或在假则不鸣。堂前念诵时,念佛一声,轻鸣一下,末叠一下,堂司主之。”
  还有“入堂钟”,《禅林象器笺》<呗器门>中说:“堂者,僧堂也,斋时大众入僧堂时,鸣大钟十八下,谓之入堂钟。”可见此为大众入僧堂之讯号。
  《永平清规.赴粥饭法》中说入堂钟也入斋堂之讯号:“粥时,开静已后;斋时,三鼓已前,先于食位就坐。斋时,三鼓之后,鸣大钟者报斋时也。城隍先斋钟,山林先三鼓。此时若面壁打坐者,须转身正面而坐。若在堂外者,即须息务洗手令净,具威仪赴堂。次鸣板三会,大众一时入堂。”
  大鼓
  大鼓(梵名dundubhi)乐器名。打击乐器的一种,又作太鼓。即在中空的木制圆筒上张皮,以供打击的乐器。在佛教古来被做为敲打集众之用。
  在《有部目得迦》卷八中说:“六大都城诸苾宣等,咸悉来集,人众既多,遂失时候。佛言:应打犍稚。虽打犍稚,众闹不闻。佛言:应击大鼓。”
  此外,鼓也用来做为警示之用。在《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中说:“以此大鼓,悬城东南,若有寇至,鼓先声震,河水遂流,至今利用。”中亚地区也将大鼓列为主要乐器之一,二十世纪考古学家在克孜尔(Kizil Piaunhohle)窟中的佛陀降魔图壁画,即描绘一魔军身大鼓,从后方击之迫佛的情景。
  我国古代亦将在鼓用于仪式、舞乐与军阵中。唐代以降,禅林普遍使用大鼓。《敕修百丈清规》卷下,有“法鼓”、“茶鼓”、“斋鼓”、“更鼓”、“浴鼓”等多种。其中,法鼓是在住持上堂、小参、普说、入室时击之。上堂时击三通,小参时击一通,普说时击五下,入室时击三下,皆当缓击。茶鼓是在祖忌献茶汤时,长击一通,由侍司主之。斋鼓悬于库司之前,于斋时击三通。更鼓是由库司主之,早晚平击三通,其馀随更次击之。浴鼓是在浴时击四通,由知浴主之。
  鼓的材料,初期有金(金属)、玉、木、石等种种制品。一直到现代,则多已改用木料和牛、马、猪皮等制造。用金属制造的叫“钲鼓”,用石料制造的叫“石鼓”,兽皮制成的称为“皮鼓”。
  近世佛寺中所用的鼓,其状多为矮桶式,大型鼓多半悬挂在鼓楼中,或大雄宝殿的檐角下。中、小型的鼓,则配以吊钟,架放在鼓架上,以备赞诵唱唸之用。手鼓则于离位行进时执持敲用。
  磬为铜制钵形的法器,敷褥而安放于一定之台上,以桴敲击。又称作鏧子或鏧,于法会或课诵时,作为起止之节。《中止竺舍卫国祇洹寺图经》卷下<佛衣服院>条云:“有一铜磬可受五升,磬子四边悉黄金,镂作过去佛弟子,又鼻上以紫磨金为九龙形。背上立天人像,执玉槌用击磬,闻三千世界。”
  由此可知,古代印度祇洹精舍之一院已设有铜磬。
  在我国宋代以后,磬多被用于禅林中,《敕修百丈清规》卷八<法器章>中说:“磬,大磬早暮住持知事行香时,大众看诵经咒时,直殿者鸣之;唱衣时维那鸣之;行者披剃时作梵睹梨鸣之。”又,同书卷五<大众章>“沙弥得度”条云:“作梵闇梨鸣大磬作梵。”现今则普及于一般寺院,各寺佛殿中均安置之,是早晚课诵、法会读经或作法时不可或缺的法器。磬有大、小之分。一般安于佛殿之大磬,口径多在一尺到二尺间。
  引磬
  引磬为寺院中所使用的打击乐器,又称手磬。形似酒盅,直径约七厘米,形状与仰钵形坐磬相同。置于一根木柄上端,木柄长约三十五厘米,用细长铜棍敲击。
  《禅林象器笺》<呗器门>中说:“小磬,如桃大,底有窍贯绪,连缚小竹枝为柄,以小铁桴击之。名为引磬,盖因导引众故名。”
  引磬之名,见于《敕修百丈清规》卷二<达磨忌条>:“行者鸣手磬,维那出班。”同书卷八<法器章>中说:“小手磬,堂司行者常随身,遇众讽鸣之,为起止之节。”
  在《水浒传》中亦记载以引磬领众的情形:“宋江参五台山智真长老,鸣钟击鼓,合寺众僧都披袈娑坐具到于法堂中坐下,宋江、鲁智深并众头领立于两边,引磬响处,两碗红纱灯笼引长上升法座。”
  《敕修百丈清规.沙弥得度》亦记载:“引请收坐具起,鸣手磬,引剃头人入堂。”又在同书中<亡僧>中也记载僧众讽诵经咒时,以引磬领众唱念之事:“斋粥,殿堂讽经罢及放参罢,堂司行者即鸣手磬前引,首座领众至龛前,住持烧香毕,维那举大悲咒。”
  铜钹
  钹又作铜钹、铜钹子、或铜钵子、亦称铜盘、铙钹等。用响铜所造,其形如圆盘,中央隆起如丸状,中心穿一小孔,系以布缕,两片互击而鸣奏之。
  在杜氏《通典》中说:“铜钹亦谓之铜盘,出西戎及南蛮,其圆数寸,隐起如浮沤,贯之以韦,相击以和乐也。南蛮国大者,国数尺,或谓齐穆王素所造。”
  《文献通考》中也记载:“铜钹亦谓之铜盘,本南齐穆王素所造,其圆数寸,中间隆起如浮沤,出西戎、南蛮、扶南、高昌、疏勒之国。大者圆数尺,以韦贯之,相击以和乐。唐之燕乐、清曲,有铜钹相和和之乐,今浮屠氏清曲用之,盖出于夷音。然有正与和,其大小清浊之辨欤。”
  在佛教中,铜钹为伎乐供养具之一。经律中有多处记载,如《佛本行集经》卷十四中说:“一千之铜钹,一千之具萧,昼夜不绝于宫内。”描述宫中荣华的景象;而在《摩诃僧祇律》卷三三中则说与铙相同,为伎儿使用乐器之一种,也可视为娱乐用的打击乐器。
  在《敕修清规.法器章类》说到铜钹使用的时机:“铙钹,凡维那揖住持、两序出班上香时,藏殿祝赞转轮时,行者鸣之。遇迎引送亡时,行者披剃,大众行道,接新住持入院时,皆鸣之。”
  《大宋僧史略》卷下<结社法集>的项目亦说:“初集鸣铙钹,唱佛歌赞,众人唸佛行道。”即说明铜钹亦运用在众人集合行事时鸣之。
  戒尺
  戒尺为法器之一,或单称尺,即在举行归依、剃度、传戒、说法等法会时,用以警觉大众或安定法会秩序的法具。
  《敕修百丈清规》卷五<大众章>沙弥得度条下中说:“设戒师座几与住持分手,几上安香烛、手炉、戒尺。”《禅林象器笺》<呗器门>云:“受戒专用之,故得戒尺之称。”
  其中并提及戒尺的尺寸:“其戒尺在下者,长七寸六分,厚六分,阔一寸一分馀,下面四边有缕面;在上者长七寸四分,厚五分馀,阔一寸,上面四边有缕面。上木正中竖安木纽,钮长二寸五分,高七分,把钮击之。”
  戒尺系由两小构成,一仰一俯,仰者在下,稍大。使用时,取上者拟击下者而鸣之。又,一说戒尺为界尺,然据《禅林象器笺》<器物门>所载,界尺为资身细器之一,系用以画界或镇纸幅,与戒尺之用处不同。
  犍稚
  犍稚(梵文ghanta)为寺院报时之器具。又作犍稚、犍迟、犍地、犍抵、犍植、犍槌、犍锤。在《玄应音义》卷一中说:“犍稚,直追反,经中或作犍迟。案梵本臂吒犍稚,臂吒此云打,犍稚此云所打之木。或檀,或桐,此无正翻。以彼无钟磬故也。但椎、稚相滥,所以为误已久也。”又,据诸经律所译,或作板,或作鼓、铃、铎等,所用名称一。
  关于犍稚的倡设缘起,依《五分律》卷十八所记载,在佛陀时代,有一次僧团布萨时,未能及时集合,乃至荒废坐禅行道。时,佛陀乃教示须唱言时至,并敲打犍稚,或击鼓、吹螺集合大众。
  犍稚本为木制,如后世所谓的“板”。在《五分律》卷十八中说:“诸比丘不知以何木作犍稚,以是白佛。佛言:除漆树毒树,馀木鸣者听作。”而《大智度论》卷二中说:大迦叶尊老往须弥山顶,挝铜犍稚。依此可知,后世亦用铜制犍稚。此外,《大比丘三千威仪》卷下中说有五事须打犍稚,此五事即中说有:“一者常会时,二者旦食时,三者昼饭时,四者暮投盘时,五者一切无常。”关于其打法,《四分律疏饰宗记》卷八中说:“创疏而轻,渐急而重,将欲了时渐细渐没,名为一通,如是至三,名日三通。于最后通声没之次,大打三下,或二或一,以表声绝。”
  云版
  云版是禅林中为众僧报粥饭时间所击打之器具。以其铸为云形,或于平版上镂刻云形花纹,故称为云版,又称作云板或大版。
  《禅林象器笺》<呗器门>中说:“云章曰:版形铸作云样,故云云版。(中略)俗事考云:宋太祖以鼓多惊寝,遂易以铁磬,此更鼓之变也,或谓之钲,即今之云板也。”
  云版挂在斋堂前,因于粥(朝食,即早饭)、斋(昼食,即午饭)之前连打三十六响,故称长版。又以当时之众僧可取下钵孟以集合,故长版又作下钵版。
  日本江户时代的《洞上僧堂清规考订别录》上该载:“于粥饭已热而熄火时敲响三下,因而名为火版。因于斋粥时长打,又称长版,均针对用途而命名。”如此举出依照用途所取之名。据铭记的记述,又称打版、打饭、斋板、板钟等。
  云版由青铜或常所制。形式原则上为云形,上部有悬挂用的洞乳,中央偏下有撞座,分为两面式与片面式,细部有若干差异,形式十数种。
  佛教法器
  法器是作法事时使用的器物。藏传佛教的法器类繁多,具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这些法器大体可以分为礼敬、称赞、供养、持验、护魔、劝导六大类。袈裟、项珠、哈达等属于礼敬类;钟、鼓、骨笛、海螺、六弦琴、大号等属于称赞类;塔、坛城、八宝、七政、供台、华盖等属于供养类;念珠、木鱼、金刚杵、灌顶壶、嘎巴拉碗等属于持验类;护身佛、秘密符印等属于护魔类;刻有或者写有六字真言的玛尼轮、转经筒和幢、石等属于劝导类。每件法器都有其不同的宗教含义,有的法器兼有数种用途。
  藏传佛教法器大多以金、银、铜铸造为主,兼有木雕、骨雕、象牙雕、石雕、海贝壳雕以及布、丝织、锦缎等面料制品。其质材各异,造型奇特,制作构思巧妙,数量巨大,是西藏佛教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藏传佛教的兴起,公元7世纪西藏出现了金铜佛造像和合金佛塔,以及油灯和供水杯等少数种类的法器。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第五代赞普赤松德赞时期,曾遣使赴克什米尔、天竺等国迎请了寂护和莲花生大师进藏传教弘法,修建了西藏第一座古刹桑耶寺,对于推动佛教西藏化起了积极的作用。金刚铃、杵等部分密宗法器,伴随着神秘的作法仪轨在桑耶寺首次面世。公元842年,吐蕃末代赞普郎达玛大规模灭佛,西藏的佛教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从松赞干布到郎达玛灭佛的时期被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这个时期存世的宗教用具已很少见。吐蕃时期可以称为是藏传佛教法器的滥觞期。
  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初,正是藏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与此同时,佛教再度在西藏兴起,并紧紧依附于割据一方的封建势力。13世纪至15世纪是藏族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相继产生了大小二十几个不同的教派和教派支系,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夏鲁派、格鲁派等。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有长足的发展,外来与本地仿造的宗教用具逐渐增多,工艺技法臻于完善。这个时期有不少著名的法器传世,元世祖忽必烈赐给八思巴的法螺,是萨迦寺最为珍贵的文物之一。西藏的一些著名寺院如萨迦寺和夏鲁寺等寺院内,出现了大量宫廷制造的僧帽壶和香炉等法器。藏传佛教再次出现勃勃生机,藏传佛教法器也逐步走向繁荣。明代政府继续了元代政府扶持西藏宗教发展的方针,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往来密切。宫廷中根据藏传佛教的需要,制作了大量的密宗造像赐予西藏;同时,西藏也有许多精美的造像进贡给明朝政府。西藏佛教法器在明代继续得到发展。
  五世达赖喇嘛以后,西藏的寺院建筑和佛教艺术发展进入鼎盛时期。不论是巍峨的依山式宫殿建筑、巧夺天工的园林设计、雕饰华丽的灵塔,还是精美的造像、法器、壁画、唐卡,都令人叹为观止。清代皇家崇奉藏传佛教,乾隆以来西藏大量的佛像及法器进贡宫廷,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珍藏着大量的藏传佛教文物。同时,清宫廷也不断将其制作或者收藏的宗教品赐给西藏,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等地都收藏了很多青花僧帽壶、珐琅彩沐浴瓶和净瓶等宫廷施予的法器,西藏和中原王朝皇室之间这种频繁的宗教往来,密切了西藏与祖国大家庭之间的联系。藏传佛教提倡显、密共修,先显后密,密宗在传承、经典、修习次第、仪轨、制度等方面有独具的特点。西藏佛教保留了密宗四部修习的完整形态,凭借坛城、法轮、五方佛冠、嘎巴拉碗等法器,通过神秘的错综复杂的宗教仪式,实践了对佛、菩萨、本尊神像的观想。西藏博物馆收藏的法器大多系历辈达赖喇嘛的宫藏品,这些法器无论从材料质地、制作工艺还是类别功用来讲,都可以作为藏传佛教法器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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